张汉卿正式担任卫队旅副旅长后，他可以自己决定这支jūn_duì的编制、训练方式，这一点，得到了张作霖的默许。张作霖也想瞧瞧，这个鬼点子甚多的小六子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反正即使不好了，也搅不出什么大浪来。

少帅甫一上任，便提出政工干部这个概念，并以奉天小学校为基础，成立政工干部学校。

在张汉卿看来，一支jūn_duì的灵魂在于有灵魂，即让士官们理解为谁战、为何而战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jūn_duì的士气就上去了。什么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等不足都可以算作次要的事。张汉卿有心按照后世解放军的建军思想打造一支忠诚、不怕死、有活力的新式jūn_duì，作为奉军的样板。这样的部队，如果战略战术得当，配之以不落后的兵器，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敌于天下了。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二战中的日军。不管其存在是多么反动，其上层军官的指挥与眼光是多少落后，下层士兵的作战勇气是令人佩服的。虽然可能有人说他们作为“皇军”，有愚忠的成分在，但不可否认其战斗力，这就是有了灵魂的巨大能量。

同是民国军阀，吴佩孚的部队战斗力普遍要比其它直系、皖系的要强，当然更强于奉系。但是就这样的部队，遇到蒋介石的党军，却一败涂地。同样弱小的八一南昌起义的jūn_duì，在党领导下变为工农红军后，斩将夺旗，摇身一变，所向无敌。正史上经常看到一种现象：同样的一个国民党兵，可能之前畏敌如虎，但一旦被gc党改编后，立即像吃了激素，变得浑不畏死，这就是灵魂的力量。

卫队旅的成立，不但扩充了大量的兵员，还逐渐引进了一批受过讲武堂培训的青年血液----这些学生军官有别于传统的兵油子，不是为穿衣吃饭而参军，而是真正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作为补充，张汉卿还大量接收社会上落魄的知识分子，组建卫队旅下第四团----军政干部教导团，以年轻的王以哲为团长，他要培养这些人成为未来新式jūn_duì的种子。

原来卫队有一个团，新入6个营另组建两个团后，便成为一旅三团制。张汉卿不怕新兵多，而担心符合他心目中新军的军官少。为了弥补中下级军官的差额，张汉卿果断地将还在学习中的学生军官纷纷简拔在营连级军官的位置上，还特别规定卫队旅今后凡班排级及以上军官之升迁必须认识基本汉字，以改造原有军官。

此外又让军政干部教导团组成了十数个夜校识字班，在业余时间教授士兵学字学文化。

为了最大限度不妨碍学生军官们的学业，张汉卿下令全部卫队旅逢单日进行军事训练，逢双日则进行文化、政治、内务培训。让学生军官与政工干部们合理调配时间。

随着张汉卿所结识与了解的学员特别是文化程度颇高的一批见习军官纷纷在学余入职卫队旅，有别于当时一般jūn_duì的新式jūn_duì渐有雏形，也使得张作霖的卫队旅成为当时民国jūn_duì里唯一的“文化兵”。特别是张汉卿以讲武堂学员的身份兼职团长再兼旅副旅长（主持工作，因为旅长于珍从来不干涉他的动作）、郭松龄以教官、督军府高级参谋身份兼职卫队旅参谋长后，上下几乎清一色的“学生军官”。

郭松龄本来就是讲武堂教官，对于军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训练技巧及刻苦程度确实让张汉卿这个半吊子汗颜，因此也对他言听计从，从而让郭松龄感到知遇之恩，更加努力。

郭对军官的训练要求每天中午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对士兵的教育，由卫队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各直属营，再由各团、营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张汉卿亲自编写“卫队旅军训”、“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卫队旅军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卫队军官、士、兵、夫等，务本旅长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