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我随手去画一张脸，究竟要画什么样的脸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无所谓。我挑了一支黑色的软铅笔，把笔尖弄得很粗，便开始动手画了起来。很快，我就在纸上画出了一个突出的宽额角和一个方脸的下半部。我很喜欢这个轮廓，便迅速地给它画上了五官。在那额角下一定得画上两条引人注目的严直的眉毛，接在下面的自然是一个轮廓分明的鼻子，笔挺的鼻梁和大大的鼻孔。然后是一张看上去很灵巧、长得并不小的嘴，再后来是坚毅的下巴，中间有一条明显的凹痕。不用说，还得画上点黑黑的鬓须和黑黑的头发，鬓发浓密，额发如波浪一样的卷曲。现在该画眼睛了，因为画它们需要下一番功夫，我把它们留到最后。我把它们画得很大很大，形状描得很好，睫毛画得又长又浓，黑眼珠又大又亮。“不错！可总是有那么一点儿别扭，”我一边估量着效果，一边心中想，“还应该把它们画得更有力，有精神些。”然后我把暗处又加深了一些，这样会使明亮处能够更加闪闪发光，——恰到好处地加上了一两笔，就圆满地成功了。看，在我的眼前就有一张朋友的脸了，就算那两位小姐把背朝着我又怎么样呢？我看着它，我很满足于它的呼之欲出，我看得出神，感到心满意足。

“这是你的一个熟人的画像么？”伊丽莎问我，她在我没注意的时候已经走了过来。我告诉她这只是一个想像中的头像，然后赶紧把它塞到其它画纸底下。当然，我是在撒谎。实际上，它便是罗切斯特先生的一幅十分逼真的写照。然而除我之外，这跟她或者别的其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乔治娜也走了过来，她看了我所有的画，对其它所有的画，她都十分喜爱，唯独称这幅画为“一个丑男人。”她们俩似乎都对我的技巧感到惊叹。我便提出给她俩画像，她们就先后坐下来让我给她们画一个铅笔草图。然后乔治娜便拿出了她的画集。我答应画一幅水彩画让她收进去。她一下子便高兴起来，并提议到庭院里去散散步。我们出去后不到两个小时。

就很起劲地谈起了知心话。承蒙她给我讲述了两个社交季节之前，她风头十足地在伦敦度过的那一个冬季，——她在那儿赢得的倾慕——她所受到的重视。我甚至还听到了关于她曾得到过有爵位的人倾心的暗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这类的暗示便越来越多，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绵绵情话，描绘了多少动情的场面。总而言之，那一整天为我即兴创作了整整一大部时髦生活的精彩小说。这类话一天天地接着讲下去，老是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她自己，她的恋爱和她的伤心事。奇怪的是，她连一次也没提到过她母亲的病，或者她哥哥的死，或者眼前这一家前途的黯淡。她似乎整个脑子装的都是对往日欢乐的怀念和对未来欢娱的渴望。大概她每天只在母亲房中呆五分钟，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多呆。

伊丽莎依旧沉默寡言，她显然没有时间多说。我从未见过看起来像她那么忙碌的人，但却很难说她到底在干了些什么，或者不如说，很难看出她的忙忙碌碌究竟有什么效果。她有一个闹钟，一大早就把她叫醒。我也不知道她早饭前干些什么。不过饭后她把时间均分成好几段，每小时都有它特定的工作。她一天三次读着一本小说，我细看了一下，是一本《祈祷书》。我有一次问它这本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她说是“礼拜规程。”她花三个小时用金线给一块儿四四方方，大的几乎可以做地毯的红布缝边。我问她究竟作什么用，她说，这可用来铺盖茨里德附近新建教堂的圣坛。

她花两个小时记日记，两个小时独自种后院里的菜园子，还有一小时整理帐目。似乎她不需要和同伴谈话。但我相信她是自得其乐的。她满足于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模式，最让她恼火的事情就是发生意外而打乱她那钟表行走般的一成不变。有一天晚上她比平时爱谈话了一些。她说约翰的行为和家里面临的破落是她苦恼的根源。不过她说现在她已下了决心，安下心来。她已经留心保住了她自己的一份财产，只要她母亲去世，——她平静地谈，痊愈或者长久拖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就要实现一个计划已久的打算：寻找一个隐身之地，要让一些不苟的生活习惯永不受干扰，要有安全的屏障把她和那光怪陆离的尘世隔开。我问她乔治娜还会不会跟她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