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欢迎皇明丞相的侨民代表团中，祖籍福建南安的苑海滨站在前排，他脸上虽然挂着笑容但心里七上八下的，满怀着忧虑和不安。苑海滨的祖父在万历年就出海了，把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国内，等苑海滨的父亲成年、娶亲、生子后就也来吕宋，然后又轮到他长大跑海了。经过三代的经营，苑海滨已经成了富商，所以在明末巨变的时候他能够把南安的家人统统接出来，逃亡马尼拉。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无论对清廷当初有什么观感，苑海滨始终惦记着回家乡看看。而因为邓名的缘故，福建的禁海令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三年前苑海滨返回了一趟老家，还带回了一笔银钱，想为家乡修一条路，或是建一座桥，或是赞助个私塾——数百年来有点积蓄的侨商总是这样报效家乡，或许以后几百年后还会如此。
因为苑海滨是带着钱回去的，所以耿藩委任的南安官吏也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代表全体乡亲感谢苑海滨的捐助，还表示要给他的故居上一块牌匾。苑海滨闻言大惊失色，急忙阻止：“万万不可，要是乡亲们都知道小老儿给家乡捐银子了，那将来就可能传到海外去，要是被红夷知道小老儿这么有钱，那全家就要遭殃了。”
根据几百年来的经验，福建的侨商明白捐助家乡一定要低调、再低调，因为土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对华人都满怀嫉妒和痛恨，他们嫉妒华人的财富，因为离不开华人而痛恨。华人使得马尼拉和巴达维亚更加繁荣，周期性地掠夺华人也是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一贯政策，因为这样可以让华人挣扎在贫困线上，迫使华人去更努力地经营、繁荣当地的经济，积蓄财富等待下一次的收割。
如果被马尼拉或是巴达维亚知道苑海滨居然有钱捐助家乡了，那他肯定要倒大霉了，而苑海滨也很清楚，家乡的官府是帮不了他的。自古以来官府从来就没帮过侨民，如果侨民不能自己设法逃回来，那官府也振振有词，侨民曾经被怀疑过是方国珍余党，曾经被认为背离仁慈君父的逆子；估计现在官府也会在冷眼旁观之余把侨民说成是大明同情者，或是对大清君父没有尽到赤子义务的弃民，被红夷和土人杀也是活该。
“我知道你们不会管我的，我也没有指望你们管，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在苑海滨拒绝福清官府的牌匾时，他就在心里暗暗想着：“万历皇帝最后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当初信了皇上的人遭到了更残酷的屠灭——好像只有国姓爷一个人，只有他真的说到做到，因为红夷杀害台湾的福建人而出兵和红夷开战，把台湾的红夷赶走了，不过国姓爷已经去世了，国姓爷已经不在了。”
今天站在队伍前等待皇明丞相训话时，苑海滨又一次暗暗庆幸自己当初明智地没有接受耿藩的匾额，不然这说不定又是一桩罪名，会被明军当做敌人拿下。想到这里的时候，苑海滨还是有些心虚，看到邓名在卫士的簇拥下向他们走过来时，苑海滨感到脊梁骨开始发凉，生怕对方一开口就点破了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家乡修桥铺路的往事，然后喝令左右把自己拿下问罪。
“皇明的官府，从来就是一个极不负责的官府。”邓名开始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海外的侨民，还是对国内的子民；官府对内极力搜刮民脂民膏，对外责备侨民对朝廷不够赤胆忠心，而无论是子民需要官府赈济或是侨民需要官府保护时，官府都会变得非常悭吝——如果皇明的官府不是这样冷血、残忍，中国也不会有这场大乱。皇明就是亡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可叹无数百姓因为官府的缘故而遭到大难。”
在场的侨民听众都鸦雀无声，苑海滨回忆了一下，没错，前面站着的是皇明的丞相，也是十几年来明军最著名的统帅。
“以前皇明的官府既卑鄙又怯懦，当百姓因为苛捐杂税而求生无路时，内地只有逃荒，沿海只能背井离乡，而官府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竭力阻挠百姓逃荒或是出海。当流民开始反抗后，官府更会横加指责，说哪怕是官员做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妥，流民也应该呆在家里饿死，而不是逃荒——为了要自己活下去，就要吃甚至抢劫其他百姓的粮食，这实在太可恶了，所以官府可以不赈济、可以不免税，但流民若是敢不自行在家而是而是选择逃荒就要都杀光，而且杀得理直气壮。若是沿海百姓活不下去跑海，那被土人杀了官府也拍手叫好，谁叫你们不老老实实在国内纳皇粮服徭役？死了也是报应。”
满场寂静无声，邓名深吸了一口气：“皇明以往的做法是错的，而帝国决心改正，帝国四川书院的陈祭酒声明，对吃不上饭的人讲道德是最大的不道德。因为我们是人，人心是肉长的而不是铁石，所以饥饿会让我们痛苦，看到儿女活活饿死更会让我们痛不欲生，为了让儿女能够活下去，我们会去杀人放火，我们宁可剥夺别人的生命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这也将是帝国未来施政秉承的理念，我们绝不让百姓承担将会导致他们挨饿，让他们子女倒毙的赋税，帝国政府也会竭力保障基本的福利。”
前世邓名看过一本名叫《美学》的书，该书的作者和陈佐才的思路有想近之处，也认为当人被压迫到濒死处境时，那一切为了生存而采用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强调个人权力的右派哲学，推导出的却是为了避免这种民众自行谋生的动荡，政府必须要重视福利的左派结论，否则不道德的不是民众而是政府；而强调集体主义的左派哲学，当个人利益无论何时都在集体利益之下这种极端思维出现后，国家就有充足的理由漠视福利，并指责每一个不肯在家饿死的人是思想落后，不懂得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从左派哲学推导出了极右的国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