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同志军起义后。革命党人本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同志军自身的觉悟和性质比较繁杂，并没有明确的革命宗旨，不足于图大事，革命党决心另行发动推翻封建政权地斗争。新政府成立后，传檄附近州县，一律建立新政府，还决定裁撤江、巴两县新厘杂捐，旧有厘金也豁免五日。同时，照会各国驻重庆领事，保护外侨安全。

重庆独立时，端方奉旨以铁路大臣的身份率领2000湖北新军扑灭铁路风潮，进到资州，见民军遍起，自己所带的鄂军也有不稳迹象，进退两难。鄂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离开湖北时，就有途中伺机杀他地念头，再加上端方扣留武汉来的书信电报，使得革命党人很晚才知道武昌起义的确切消息，更加痛恨端方。

见情况危急，端方先是伪造电报，胡说什么武汉、宜昌已被清军占领，被揭露后又以退为进，声称自己原为汉人，支持反正，愿意出旗归汉，劝诱官兵到河南与袁世凯的部队汇合。26日夜，军中暴动，同盟会会员陈镇藩召集各营代表开会，决定起义，并约法三章，端方与其弟端锦被杀，鄂军标统逃亡，陈镇藩被推举为司令，率军返回湖北，后来被改编为鄂军教导团。

省会成都本来是保路运动的中心，赵尔丰枪杀情愿群众，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包围成都，但他们都是一哄而上的民军，没有军事素质，武器又差，缺乏统一指挥，迟迟不能取胜。民军虽然没有攻下成都，但还是在四周坚持作战，端方被杀使得赵尔丰失去了援军，陷入了绝境，大部分立宪派也对他不抱希望。革命党人曾打算火烧总督府，发动起义，虽然因为极偶然的原因失败，但已将赵尔丰吓了个半死。内外交困下，他与蒲殿俊、罗伦等妥协，以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地独立，内容共二十三条，主要是：四川政权移交谘议局；jūn_duì统一交给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指挥；优待旧有军政人员；各地行政官照常办事，不愿留者听其自便；给报馆以言论自由；满、汉、蒙、回一律平等；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边兵处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保护外人，禁止焚掠等。以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27日，赵尔丰宣布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革命党人对于蒲、赵之间的协定内容相当不满，曾在西校场召集民众大会予以公开驳斥，重庆方面在报纸上逐条予以批驳。他们认为，只要赵尔丰继续盘踞成都一天，四川的革命形势就还没有根本好转，重庆方面甚至动了西征的心思，只是因为内部纷争没有成行。

反观成都方面，军政府建立的摇摇欲坠，在妥协基础上接管政权的蒲殿俊毫无行政经验，又没有勇于任事的魄力，副都督朱庆澜是浙江人，在土客籍矛盾很突出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挥如意。城中新军与民军杂处，政府中新旧官吏同署办公，互不融洽，少数革命党人在其中也无所作为，新政权极其软弱无力，这一切地一切都预示着成都政权地危机。

赵尔丰、赵尔巽两兄弟同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地位相似，但目前所处地境遇是不同的：表面上，前者主动妥协，保留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后者被革命政府捕获，被关押了起来，似乎遭遇要远远差于前者；但实际上，前者的地位不稳固的，并没有真心支持他的人，后者就不同了，秦时竹因为赵尔巽有栽培之恩，又考虑到安抚旧有官员，无论如何能保证他的身家性命。

事实也是如此，在辽宁军政府内部的会议上，秦时竹不止一次的表态，“其一，赵尔巽虽然不赞同革命，但也没有强烈反对革命，杀之无益；其二，赵督东多年，政绩颇佳，个人贪污舞弊甚微，杀之无名；其三，倘若赵不杀，其他大小官员必然知道自己无性命之虞，不会强烈反抗新政权，有利于社会稳定；其四，不仅赵不能杀，其他官员只要不反抗，也一律不杀，也不强迫他们剪辫子。”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也有少数革命党持不同意见。陈其美攻击东北方面“伪装革命，实际是投机分子”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

由于黄兴已经离去，2日黎元洪在军政府召集会议，讨论坚守武昌和总司令人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决定：战时总司令一职由蒋翊武代理，吴兆麟为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洪山宝通寺；将沿江划分为三个防区，海军在附近巡弋，掩护武昌。与此同时，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各都督“迅拔老练之兵，携带枪弹，……星夜来鄂援助”。

东北方面自然也接到了电报，秘书长左雨农不敢怠慢，立刻报告了秦时竹，并通知政府各要员立即开会，由于涉及到军事方面，夏海强等部队高级军官也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