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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张钫虽然率军驻守洛阳,但那并不算是他自己的地盘,所以虽然张钫的部队是杂牌,但军饷却都靠国府拨付,真要私自将部队扩大,下面的官兵待遇必定缩水,大家不造反才怪,毕竟威望也不能当饭来吃
别说是这些旧jūn_duì了,即使是不发军饷的红军,太穷的话也是维持不下去的。而河南至少在民国时期绝对算不上是一块好地,四战之地偏又无险可守、人口稠密偏又灾害频发,想把经济搞起来不是一般地困难。
“现在来,或许那位‘汤司令’的历史评价也未必完全公允,毕竟他也就在驻军河南的时候名声特差,而河南早在他来之前就已经是全国最乱、最穷的省份之一了。像江浙那种富庶的省份,就算当官的贪一点,老百姓也吃得消,而在生存条件极度恶劣的河南,只要吏治稍微**一点、甚至哪怕官员虽然清廉但却能力不足,也一样会大面积地饿死人,于是汤恩伯的恶行就被无限放大了”,胡卫东不禁慨叹道,他自然知道,历史上即使是解放以后,河南经济也一直居于全国下游,可见要将河南经济搞起来,难度该有多大?
不过胡卫东面临的困难比起后世的焦裕禄与张钦礼(焦裕禄的助手与继任者)来,还是小了很多,一是花园口决堤还未发生,河南除了灾害多些,土质还算可以;二是有了后世治理河南的一些宝贵经验,比如“引黄灌淤”;三是红十五军在之前的战斗中缴获颇丰,手上的资金和物资较为充裕,而根据地却没有盲目扩张,全据豫西除洛阳与孟津县之外的9个县后便暂时停下了脚步,钱多地盘小,想要将经济搞起来自然就容易多了。此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河南的状况本来就已经差到了极点,胡卫东只要稍微做出一点成绩来百姓都会感恩戴德,而有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戴,工作自然会越来越好做,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愈发支持,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每打下一块新地盘,首先要做的就是土改,但河南的情况却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这里乱了几十年,占地较多的大地主们死的死逃的逃,所以土地兼并的问题倒不严重,真正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的主要是四个问题——苛政贪官、兵连祸结、盗匪蜂起、灾害连年。
第一个问题红军一到就基本得到了解决,赤色党的干部之中虽然也有好有坏,但至少在清廉方面,平均水平比现在的国民党绝对要好得多了。而在各项政策(尤其是兵役制度)上,至少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也比国府的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