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白天发生了一些闹剧，晚上的军事会议还是如期进行。()与会的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兼第428章团军总司令、冀中军区司令员郑卫国，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张文白，冀察战区参谋长周益民，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康泽，第428章团军副总司令缪澄流、邹作华，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程子华，第428章团、独立混成第428章团均归华北方面军直辖。共计10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

虽然才到39年初。但总兵力已经接近历史上39年秋季的水平，而且部队多为常设师团、特设师团、2字头三单位师团。比39年的3字头师团要强大不少。

敌军物资则由华北方面军兵站监统一调度，主要集中在天津、北平、石家庄、大同、集宁、太原和济南等大城市。按日军的习惯，兵站后勤保障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相应的兵站也分为集积主地、兵站主地和兵站地等梯次衔接的兵站部署。

“集积主地”位于占领区的主要港口或交通枢纽，属于战略层次的兵站，像华北的天津和大同就是，本来石家庄也是，但被郑胡子给打残了。只能当成兵站主地使用。在“集积主地”，日军会开设野战炮兵本厂、野战工兵本厂、野战汽车厂、野战本仓库、以及其他必要机关，负责囤积管理和分配由本土运来的军需品卫生材料，并向“兵站主地”输送这些物资。同时接收、保管和修理“兵站的主地”送还的缴获、回收物品，将其整理后或送还本土，或再供补给。

“兵站主地”相当于基地兵站，是方面军设在战役后方纵深交通便给之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兵站，是方面军驻屯期间的主要补给基地，也是方面军战役期间的“兵站地”的依托。一般设有：野战炮兵厂，野战汽车厂，野战卫生材料厂，野战瓦斯厂。野战航空厂，野战工兵厂，野战衣粮厂等等其它必要机关。主要负责接收修理，存储，整理前送。

“兵站地”则属于临时性质。主要为前线输物资。

依目前的情况看，日军的物资堆放地即有“集积主地”。又有“兵站主地”，说明还在调度当中，但也具备了发动局部会战的能力。因为由“兵站主地”向“兵站地”调度是很快的，如果日军要打，最多一个星期就能完成部署。

“参座，我有话讲！”周参谋长刚介绍完基本情况，正待详细解说，没想到台下一名年轻军官突然举手叫道。众人转过头看去，却是冀察战区参谋处处长文强。

这个文强可不是后世某位副局长，而是民国时期一位奇人。他是文天祥的后人（跟孔胖子那种西贝货不同，他们家是有族谱的），太祖的舅表兄弟（皇考大大是他的亲舅舅），周公的学生（黄埔四期），朱老总的部下（南昌起义），林飙的上级（黄埔时期他是林的班长），刘绍奇的老乡（据说相隔不到20里地）。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部队和党组织失散，辗转来到四川，先后担任过红一师师长兼政委、中g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川东省委书记。因为叛徒出卖，蹲过国民政府的监狱，险些小命不保。好不容易经同志营救出狱，之后却又遭受不公正待遇，被迫和妻子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找周公主持公道。

可惜那时候刚好撞上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纷纷隐蔽转移，文强夫妇滴溜儿一圈一个熟人也没找着，只好回老家种地。()随后又被他的另一位黄埔同学戴老板给揪了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改换门庭，加入了军统。据说历史上军统得出“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就是在他老人家的主持下完成的。

这次鹿钟麟倒台，各方势力趁机重新划分蛋糕，军统当然也不例外，硬是抢下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文强明面上是冀察战区参谋处处长，实际上还有一个职务，就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郑卫国明知道这个人有问题，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答应下来，只是始终不肯给他实权。目前的战区参谋处实际是个摆设，实际工作均由第428章团军参谋处来完成的。

见文强突然打断自己的发言，周参谋长有些不满地问道：“文处长，你有什么话讲？”

文强拧着脖子质问道：“参谋长，为什么这些情况我堂堂参谋处长竟然毫不知情？这是对军委会任命的公然违背。我要抗议！”

周参谋长哂笑道：“这种事情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每天只顾着军统的那一摊子事儿，参谋处的工作我只能交给别人来完成！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全局的工作吧！”

文强脸色微红。强辩道：“从来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两眼一抹黑，叫我怎么去搞？郑总司令，趁着今天大伙儿都在，您得给我主持公道。”

郑卫国问道：“你想要什么公道？”

文强不顾张文白跟他使眼色，径直说道：“现在的战区参谋处就是一个空架子，我要求恢复参谋处的功能和权威，下属各集团军、军区、师管区必须直接向我处汇报工作。接受我部的命令！”

郑卫国回答说：“我也不妨告诉你，这不可能。”又解释说：“原因有两个，第一，冀察战区还轮不到军统来指手画脚；第二，你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jūn_duì工作过了，战区参谋处长位高权重，我得向三十多万弟兄负责。不能让你胡来！”

文强是什么人，在功德林关了二十多年也没低过头，坚决不肯写悔过书，还叫嚣道：“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zd是我表哥，朱d是我上级。周el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飙是我部下，刘绍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如果说我错了，那也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样的人哪里是三言两语能说服的？听郑卫国这么直白地回绝，文强是又羞又恼。竟然一把推开椅子，直接摔门而去，就连张文白副总司令和康泽主任在后面连声叫唤也没搭理。

张文白恼火了一阵，又不得不圆场道：“总座，您别生气！明天我让念观（文强的字）亲自来向您赔罪！”

郑卫国笑道：“我生什么气？你回去告诉文念观，以后的军事会议他就不用来了！”又问道：“参谋处副处长蔡文治到了吗？”

蔡文治唰得一声站了起来，双正靠拢，立正道：“卑职在！”

这位副处长字定武，是常凯申布下的另一枚棋子，同时也是**中少有的人才。他是湖北黄冈人，林飙的老乡，出身于一个书宦世家。祖父为清末举人，所以家里颇富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

在武汉第二中学毕业后，蔡文治到鄂军夏斗寅（就是发动马日事变的那个家伙）部任文书，后奉派陪夏公子读书远赴东瀛，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学没多久，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东北，乃愤而回国。国民政府为优待这批归国学生，特批可以不经考试，直接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就读，毕业后分派在陆军第十三师，先后任初、中级军官。

1935年，蔡文治由十三师选送，进入由由常凯申兼任校长的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7年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越级选任大本营（后改称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上校科长。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岗位。虽官职不高，但是身在中枢，经常有机会出席那些由常凯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在几次会议中，因其见解独到，说理分明为常凯申所注意，并破格提升他为少将科长，后又升任处长。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做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常凯申重视，因而成为黄埔同学中崭露头角的人物。

更为难得的是蔡文治还是那种“学习型”的将领。这一类人开始可能限于所受教育以及眼界等原因，才能一般，不算太引人瞩目，但随着不断地自我学习和提升，其能力和水平还会继续上涨，后劲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