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集到证据后，汪精卫将这些提交给警察局，并以广东革命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一份通告，命令广东境内，严查分散在各地的各国侨民，对于有非法入境的要及时惩处并遣返出境，对于犯有重大犯罪行为的要根据中华民国法律欲与严惩，对于潜逃的要发出通缉令欲与通缉

这份文件发的是这么及时，广州警察局马上有所行动，开始调查在广州城的外国人数量和外国人在华的工作情况。

对于租借里的外国人，广州警察局也以正式通知的形式告知外国巡捕希望给予合作。

两天后，一份通缉令及时的出来了，这批通缉令通缉了中国人五名、法国人两名、土耳其人一名、日本人五名。这五名日本人中有三人就是被薛林他们狂扁的三个日本人，目的不言而喻。

同时，广州日报、大公报、以及其他的广州本地报纸都以大标题形式报道这几个通缉犯在华所犯的犯罪事实，并以严厉的口吻表达对这些罪犯的愤慨。

一时间广州各界反响巨大，广州市民无不对这些骄横的外国人更加气愤，甚至还有学生去日本领事馆外游行，大喊严惩日本凶手，滚出中国等口号。

奇怪的是这些游行的人，组织单位正是紫菱在广州就读的中学，不用说，这是紫菱联合同学组织的。

再说日本领事自打架事件发生后，就不断给黄埔军校和广州革命政府施压，态度相当蛮横。

而蒋介石这时也玩起了太极，面对施压大多数的回复就是“我们正在调查。我们已经将这几个人交给了军事法庭。我们正在收集证据，请耐心等待”

蒋介石玩起了政治这一套，一方面指示这几个日本人的住院和医药费用一切由黄埔军校承担，一面又摆出全力合作的姿态，就这样你来我往了过了十几天。

日本领事眼看着警察局把通缉令都贴出来了，而且广州市民对日本人的民愤极大，游行之外，这几天还先后又有几个日本人被打，搞得在广州的日本人人心惶惶，不敢出门。

这些都是汪精卫积极奔走的效果，包括这几天又发生的日本人被打事件，也是汪精卫花钱雇得本地地痞所为，打完就给这些地痞一笔钱，让他们赶快跑路，日本人连影都抓不着。

日本领事在领事馆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能这么刺激支那人，否则不利于我们在华利益。”副领事说道。

日本领事佐藤一郎沉默不语。

“是啊，现在支那人大有要把我们赶出广州的架势，这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在广州的生意近期蒙受了很大损失。”日本商人兼广州日中友好商会会长山本一夫说道。

“你们的意思是这么算了吗就这样让支那人欺负我们的侨民。”日本武官一纯太郎说道。

“对于令侄的遭遇我们表示同情，可是现在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商会除了在广州遭受到很大损失外，我们的侨民也时刻出在危险中，我们要顾全大局。”山本一夫说道。

这个山本一夫表面是商人，实际上家族在日本非常有势力，他的弟弟就是二战中的日本海军之花山本五十六。

“可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认输，为了维护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们必须给之那人还以颜色。”一纯太郎很不满这些人的软弱。

这时日本领事佐藤一郎说话了“现在必须忍耐，还不是与支那人决裂的时候。”

“可是”一纯太郎还有话说。

“不必说了，现在的形势不允许乱来，我不能拿在广州的八千侨民做赌注，一纯君，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来中国这些年了，也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佐藤一郎严肃的说道，显然做出这个选择他也很无奈。

领事这么说了，再加上山本一夫也不赞同一纯太郎对支那人报复的做法，一纯太郎只好把仇恨压在心里。

显然，无论是国际的大环境还是日本现在的国力，都还不能彻底挑战中国的民意，日本可以威胁中国，可以压迫政府，但是现在绝不能激起中国人的排日情绪，否则对日本有害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