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在的村子，都是划在了一个粮长的征收范围内。

打麦场，位于蓑衣渡东边儿，紧靠着外墙，这里乃是百姓们打下来粮食之后，扬麦子的所在。面积很大，足有一二百米方圆。

在打麦场的东边，早就已经是搭起了帷幕，周围扯了布幔防风，里面生了炭火防寒。里面摆了一张太师椅，周围围了四个暖炉子，把这里簇的暖意融融，如同春日一般。苏家家主，本地粮长苏以墨，正神态悠闲的坐在椅子上。身后是一群护院家丁管家簇拥着，旁边还有两个眉清目秀，衣着华贵的丫头端茶倒水。

所谓粮长制度，也是太祖洪武皇帝定下的制度之一，乃是为了催征粮税而设立的。

明初太祖成祖时期，各地的田赋都是缴纳实物税，而当时明朝国力正盛，政治清明，粮税也是极多。成祖时期，“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朝廷要将全国三千多万石的田赋挨家挨户征收上来，集中运送到京师及其他缺粮的地方，工程浩繁艰巨。尤其是明朝的基层政权建设，到了县这一级之后就没有了，一个县几万人家，上万户的百姓，就靠着那几十个衙役去收税？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别出心裁地建立了粮长制度，设计了一套“以良民治良民”的民收民解办法：把缴纳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地区土地最多、纳粮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大地主担任粮长，替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

洪武皇帝为了笼络这些粮长，规定了许多优待的办法，如粮长可以参加乡村诉讼案件的会审和裁判；粮长如犯法，甚至死罪都可以用纳钱赎罪，并可以继续当粮长；粮长把粮食运到京城时不仅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嘉奖，一些格外得皇帝青眼的粮长还能封官晋爵，最高可担任省一级的布政使。当然，这也和当时文官制度不大健全有关，换到了后来，不是进士出身还想成为朱紫大员？那是做梦！

天下最有名的粮长，莫过于浦江郑氏了。

郑宅族长自南宋建炎年间开始，便组织族人聚居合食，同食共居长达三百五十余年，整个大家庭人口最多时达到两千余人，相当于一个大村落的规模了。

而自宋朝以降，朝廷是鼓励这种行为的，郑氏家族合族义居的规模罕见，宋、元、明三朝屡受旌表。尤其是明初，郑氏的族长担任了当地的粮长，负责征集赋粮运送至南京，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和表彰。朱元璋敕建旌表孝义之门木牌坊，称其为“江南第一家”，并亲书：“孝义家”三字以赐。

宋氏治家也是颇为的严明，立下“子孙出仕，有以脏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的家规，历宋、元、明三代，三百六十多年，出仕一百七十三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无不勤政廉政。

当然，这是给外人听的。

粮长一开始确实是只是单纯的行使他们的三大本职权力：催征、经收、解运。但是到了后来，粮长却还多了许多临时任务和附带任务，后两种往往是与前者分不开的。而在中国，任务通常就代表了也拥有某些权利，从而使得粮长成长为了新的幸存特权阶层。

大致有四项其他的权力：

其一，农闲之时，会集乡里中的“长者、壮者”，向他们解京师以至州县设立社稷坛场，春秋祭祀，无非为民“造福”。

其二，劝导那些富有田产的地主豪绅，不可再“交结有司，不当正差”。凡是“于差靠损民，于粮税洒派他人，买田不过割，中间恃势，移丘换段，诡寄他人；又包荒不便，亦是细民艰辛。你众粮长会此等之人使复为正，毋害下民。”且应“画图贴”。

其三，“若区内果有积年荒田，有司不行除豁，其刁顽之徒，借此名色包荒，虐吾民者，尔粮长从实具奏，以凭除豁积荒，召民佃种。凡有水旱灾伤。将所灾顷亩人户姓名从实报官，凭此赈济。”

其四，“粮长依办了的是良民；不依是顽民。顽民有不遵者，具陈其所以”。“若科粮之时，民有顽者故不依期，刁顽不纳，粮长备书姓名，赴京面奏，拿与粮长对问。非是粮长排陷，实是顽民故违，阖家迁于化外。粮长捏词朦胧奏闻，罪如之”。

而且这权力是洪武帝给他们的，洪武十八年十月和洪武十九年间，洪武帝手订《大诰》、《续编》和《三编》三书，先后颁行全国。里面也明了粮长应有的权力。

正式有了皇帝的撑腰，在初期有些粮长几乎可以与地方官吏分庭抗礼，但是这并不持久。

里甲、耆民都是在粮长领导之下进行丈量和制图工作的，粮长本人也须亲自参加，也就是，征收粮税任务和编制赋役册籍——亦即制定收税多少的权力都交给粮长，不啻为粮长开一舞弊的大门。

粮长的权力基本上是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

例如司法权，对于乡村诉讼案件，粮长初时只有参加会审的权利；其后，竟独揽裁判权了；更进一步还干预地方事务，包揽打官司了。他们兼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科敛则以一取十，词讼则颠倒是非，税粮则征敛无度。甚至役使良善，奴视里甲，作奸犯科，民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