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死后，我就成为了法兰西的王储，我父亲身边的德彭特先生便来到了我的身边。论地位，他应该比诺埃莱伯爵夫人高，可是，正如我以前所见的那样，他始终没有在气势上压过诺埃莱伯爵夫人。因此，诺埃莱伯爵夫人反而是我身边掌权之人。

我的家庭教师们全部被撤换了，这是在我成为王储之后。我原先的教师们事实上并不是什么好的教师，他们除了照本宣科外没有任何的特点。之所以这样的人能够成为我的教师，原因是除了老神棍和大亨利外，其他人几乎都是因为和我父亲的关系较好而成为了我的教师。

在他们没有被撤换前，我的祖母将他们教导我的时间压倒了最低，多数时间由她亲自来教导我。不过，她教导我的都是一些书上不可能记载的东西，如何去应付阴谋、如何去布置陷阱、如何去引起女士的注意……教导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有说教、有提问、有参悟，甚至实地观察男贵族是怎么去引起女人的注意的。

这种教育在教师们被撤换后依旧存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占据了我一大堆的时间。

这四年之中，我可以说是毫无自由可言，行动被规范化，日程被标准化，我又回到了七岁以前的状态。不过，我的祖母确实很守信用，我始终可以从窗口望见一辆停着的马车，但是，我却还不会幼稚到真的想办法逃走。我离开了宫廷又能够去哪里？没有一技之长，我又有什么能力生存？另一方面，以我祖母的能耐，谁又能够保证这辆马车不是一个诱饵？我必须谨小慎微地走每一步。

不过，虽然事事我都不能做主，可是有一件事我很意外地“自我”了一番。

大约是一七六六年，我的婚事被提上了日程安排，我未婚妻的候选对象中就有那位历史上著名的赤字夫人，现在名为玛丽娅安东尼娅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其实无论是身份还是年龄，她都是法兰西王储妃最为适合的人选，我知道如果我不做什么的话历史极有可能重演。一旦这位赤字夫人仍然如同历史上的那样，显然我就离断头台更近一步了。

不过，我对于这位赤字夫人的恐惧，并非都是因为她历史上大手大脚地花钱的缘故，而是她那犹如交际花一般的情感秘史，令我不得不三思而行。我不仅仅需要考虑我的钱包，我还需要甚至避免未来我头上的帽子的颜色变成绿色。

要改变一场政治婚姻是很困难的，虽然法兰西人对奥地利的仇恨并不亚于对英格兰人，但是现在法兰西毕竟和奥地利处于同盟关系，而且还有共同的敌人，加强这一同盟的一场婚姻似乎很合我祖父的胃口。

我没有期望一定要改变这场历史上便存在的婚姻，但是我也不甘屈服于历史，我希望至少能够让蝴蝶飞舞一下。而我决定的制造蝴蝶者就是我的祖母。

多年的相处，我清楚我祖母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女性。她喜欢的是诺埃莱伯爵夫人那样的一板一眼的礼仪典范。她就像是一个东方妇女一样保守，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更是严格的像是中世纪的教会。她特别反感不喜常和我嘻嘻闹闹的安娜，因为安娜在某些方面实在是太野了，和这个宫廷的严肃完全不融。我经常对此很好奇，为什么总是对安娜板着脸的祖母，却仍然不将安娜从我身边弄走。

前往维也纳的使者早已经返回，法兰西宫廷几乎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奥地利公主是个什么角色。她善于逃学，天生活泼，完全和我祖母的喜好相反。虽然使者用了很多溢美之词来掩饰这位未来的赤字夫人的缺点，可是那些溢美之词太过虚华，根本骗不了人。

我当然知道国家间的政治婚姻不可能因为婚姻某一方的缺点而被取消，因为婚姻的本身重于婚姻的质量。在男人和女人都认为结婚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合法继承人的时代，婚姻事实上早已经失去了其应该有的神圣性。

我向我祖母提出了对那位奥地利公主的不信任。因为从维也纳返回的使者口中说出了一项对公主极为不利的事实：公主不爱学习，不但说不好法语，连神圣罗马帝国的通用德语都说不好，她只能说德语的一个变种——奥地利德语。

任何一个王室都不可能对这样的公主放心，我的祖母也是如此。我希望她能够做一点什么，比如给奥地利皇后提出一点教导女儿的意见，在教育方面她很在行。可是，最后我得到的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你会怎么写？”

她的意思是让我来写，她是将这当做了对我的视察。在一番思考后，我先是用法文写了一份给我未来妻子的私人信件。信的内容是借恭维公主的母亲玛丽娅特蕾莎皇后的机会来奚落这位公主，我打算使用“激将法”，如果这位公主还知道羞耻的话，或许能够对她有所改变。

我将写好的信先交给了祖母，她稍微修改了一些，将我原先还算保守的用词改为更为犀利词汇，并且句式稍加转换，意思也转而突出玛丽娅特蕾莎皇后什么都行就是不会教孩子。我的祖母告诉我，先看到这封信的人将会是玛丽娅特蕾莎皇后，而且与其期望公主有羞耻心，不如将筹码赌在好面子的女强人玛丽娅特蕾莎皇后身上。

这封信后来又被翻译成了德文，然后法德两封信件上都附加上了我的签名，被使者一起带去了维也纳，不过，自此之后这两封信便石沉大海，再没有回应。不过，后来宫中一直流传，使者在回来后，曾经在一次酒醉时自豪地说：“我们的王储殿下令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后大发雷霆却毫无办法！”

我想我只能做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