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销路，于是，一些商人便打起了到日本扩大市场的主意。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三部《海国图志》。在日本人看来，这三本书简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给他们的礼物，因为此书令他们大开眼界，使他们第一次如此详尽地了解了西洋各国。很快，这些书便被如获至宝的日本官员和学者买去。此后的几年里，《海国图志》仍不断“偷渡”日本。由于《海国图志》极受欢迎，1854年，日本人干脆在国内翻印了《海国图志》，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阅读热潮。此后，《海国图志》在日本被大量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到1859年，这部书的价格竟然比最初时飙升了3倍之多。

《海国图志》完善了日本维新派的思想体系

1854年2月，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日本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国家滑去。

国难当头，日本的有识之士苦苦探寻着解救国家的良方。《海国图志》的出现，为日本维新变革人士擦亮了眼睛。当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导下，佐久间象山在思想上实现了从排斥西方人到发展与西方的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主张从全球的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方略。另一位维新志士横井小楠，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后得到了启发，与佐久间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开国论”的思想。他们在吸收归纳《海国图志》的精髓后指出，日本发展之路必是“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

日本的维新派人士认为，《海国图志》的核心内容是“制夷”，“制夷”的核心思想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唯有“师夷之长技”才能抵制其殖民扩张。要做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不仅要发展本国的工业，开展对等的对外贸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1868年1月，日本的维新派势力在“王政复古”口号下，发动了对德川幕府的战争，由于装备了大量西洋新式武器，维新军队虽然人数远远少于幕府军队，但依靠武器优势连战连捷，最终包围了德川幕府的老巢江户。1868年4月，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见大势已去，被迫向兵临城下的维新派军队投降，德川幕府对日本长达200多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1868年7月，日本新政府宣布将江户改称东京，并定为日本首都。此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明治政府，开始着手实行维新，推进变革，日本逐渐摆脱了西方列强的肆意欺辱，并一跃成为东亚第一强国。半个世纪后，梁启超先生在回顾这段明治维新的历史时，曾这样评价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海国图志》）所刺激”，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魏源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他希望人们会如饥似渴地读它，研究它，通过这部书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办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国图志》问世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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