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北方，顺对于南方的军事行动要少得多。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便是1742年对缅甸的“宣诚之役”了，1740年，由于缅甸国王发动对当时暹罗（今泰国）长期的征服战争，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激起国内各族人民反抗。顺恒宗皇帝乘机遣大将高成功领大军入侵，占领了当时的缅甸东吁王朝的首都阿瓦（就在现在曼德勒的近郊），并扶植了一个傀儡为缅甸国王，并在曼德勒设置安南都护府，宣称要将缅甸全境划入大顺疆土。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形势逐渐变得对大顺不利起来，面对恶劣的气候和不断强大的孟族起义军，顺军连战连败，至1752年，连所占据的东吁王朝的旧都阿瓦也为起义军包围。高成功最后不得不与以孟族军队为核心的缅军进行谈判。经过谈判，最后缅甸承认大顺对其的宗主国地位，并承认名义上隶属于安南都护府。而顺军则撤出缅甸，承认起义军建立的贡榜王朝为缅甸正朔。此次大顺以十万大军出师，经过疫病和数年战争之后，得入边关的不过万余人，光是遗尸于缅都阿瓦至顺国边境途中的病卒就不下四万余人，损失的军械更是不计其数。恒宗皇帝为此愤懑不已，不过年余便驾崩了，是以大顺历史上将其称为“宣成之耻”（恒宗皇帝的年号为宣成）。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大量的华人作为商人进入缅甸，从中获利甚多，顺也放弃了领土扩张的政策，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并且在1874年，顺以宗主国的身份，给予缅甸相当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不但击败了英国的入侵军，并且迫使英国放弃了1852年第二次中缅战争中获得的下缅甸地区，只保留了仰光这一个口岸，而越南的情况则相对于要糟糕得多，利用十九世纪60年代顺的虚弱状态，法国人获得了在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自由，迫使越南割让了三个省，并迫使柬埔寨接受法国保护。而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区域从历史上一直是顺国南方商人的传统利益区，英法两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这两个区域的殖民扩张，伤害了顺国南方商人的传统利益，这也成为了十九世纪末期顺国内“南下政策”的一个重要诱因。

“南下”与北进这两个政策粗看起来是顺王朝南北两个扩张方向的不同选择，但其实这两个矛盾政策的背后却有着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自从1661 顺统一国内来，已经有接近一百五十年的持续和平了，国内的商品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当富有的商人阶层。这些积蓄了大量资本的商人阶层，尤其是以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商人为代表的南方商人在帝国平定19世纪60年代的内乱和随后的“洋务运动”中给予了帝国政府巨大的经济支持，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逐渐成为帝国的第一批资产阶级。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这些资本丰厚的商人阶层渐渐感觉到帝国内部的市场太过狭小，普罗阶层因为沉重的捐税和微薄的收入而根本无力购买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传统的东南亚市场被西方国家侵吞，大量的工厂破产，数以万计的穷困潦倒的工人被赶上街头，成为乞丐。从而引发了帝国1881-1884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而希望南下吞并气候温和、人口稠密、有着大量可供开采资源的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地区，以其作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农民和中小地主阶层则希望通过北进，占领满洲、蒙古及中亚的大片土地，以国家分配土地的形势成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以供应庞大的北方边防大军而发家的山西、幽州商人也支持这一计划。而顺的中枢也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将国内大量破产农民殖民到北方新边疆的办法来消弭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而顺的陆军主要兵员和中下军官阶层都是来自农民和中小地主阶层，所以陆军自然支持北进政策；南下离不开强大海军的支持，所以海军自然支持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军费的南下政策，所以“南北之争”实际上又是了“海陆之争”和新兴资产阶级与中小地主和农民之争。这个巨大的矛盾在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近四十余年的时间撕裂了整个帝国，并对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世界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是从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首都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