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五十岁多时，曾写诗《次韵王晋卿上元侍宴端门》：“月上九门开，星河绕露台，君方枕中梦，我亦化人来”。

苏把自己比作“化人”，而“化人”即欧洲人种。《列子?周穆王》曰：“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

凡此种种，苏轼流着异族血液，有异国情调，当非无中生有之事。王木木对着如此颠覆自己现存的记忆中一个现实，真是得三思而行了。

王木木看了看向太后，她是咱吕宋的何仙姑，虽然她没能系统的掌握莫尔斯，但在吕宋相处时，建立了一些约定，现在正在暗示王木木。

现在的向太后作了几个手势，告诉王木木，你要我核查的事情，基本属实。

那，王木木要向太后核查什么呐？

事情是这样的，王木木知道，难得有幸穿来大宋，在这个年代，与苏轼的面对面是早晚的，所以，搜索枯肠，看看前世有什么帖子能有助于这个机遇。想啊想，突然想起，记得有人考证，北宋末年“六贼”之一的太监梁师成系苏轼私生子。王木木知道，自己这种假设，在前世，一定会被苏粉们骂得狗血喷头。其实，这很冤枉。因为在这个年代，私生子多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相反，这是能力巨的一种展现，是魅力强的一种表现，是魄力大的一种体现，民间传说，还有许多日本妹妹专程跨海来渡苏轼的种，那些种子开花结果了，不就都是私生子吗？只是，自己的儿子去做太监了，这倒真是很上不了台面的。

一般来讲，“太监”都是出身低贱贫寒，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才去做为人不齿的“奴才”。按说，“文豪”和“太监”之间不会发生多大的血缘联系，不会“沾亲带故”。然而，历史有时就很不“逻辑”。

梁师成将是将来的宋徽宗身边的一名太监，不但深谙“奴才之道”，而且“慧黠习文法，稍知书”，因而深得宠幸。后因*、贪污受贿、假传圣旨等恶行而被列为“六贼”之一。关于他的身世，他本人一直“自言苏轼出子”，即坚称自己为苏轼“私生子”。对此，后来所有的文史均语焉不详，这很正常，这又不是很光彩的事，哪个文人会多事，给泰山北斗去抹黑呀。

但是，后世人，从年龄上分析，梁师成应是苏轼中年时代的作品，苏轼比他要长20岁以上，因此年龄上存在可能。特别是从行为上看，贪污成性又极小气的梁师成对苏家却是反常地极其的大方。他给了苏家很大的恩惠，他冒着杀头危险竭力保护苏轼的作品。而且“待叔党如亲兄弟，谕宅库云：‘苏学士（指苏过）使一万贯以下，不须覆’。”即苏过在府库中取钱时，一万贯以下的不必上报，厉害不，一万贯啊。真可谓“情至义尽”。

在宋一代，仕大夫文人的地位十分尊贵，尊崇文人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如梁师成无缘无故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那么这种“泼污”的言行势必遭到世人，尤其是士子们的声讨，皇帝也不可能坐视不管，苏家更不可能视若无睹，然而，史书上却无类似反对的声音出现。且，据朱熹《朱子语类》记载，“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由此看来苏家和梁师成不但没有“红脸”，相反还来往甚笃。所以，后人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私生子”一说应该成立。向皇后刚才是在告诉王木木，后宫中确有梁师成此人，且真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一个太监。

王木木知道，苏轼这个人，有时心管不住嘴，酒水糊涂，即兴吟颂，美文佳句一出，女人醉倒了，有献心的，有献身的，后果就另说了。比如，在苏轼少年在家读书那会，苏家有一有钱邻居，有一女，听到苏轼的读书声，春心哄动，“一夕来奔”，欲亲热，但“苏公不纳”，不过那有钱人家的小姑娘长得也挺可爱的，所以，苏轼“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

可是呢，等到苏轼考上进士以后，则“别娶仕宦”了，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苏轼突然想起了这个小姑娘，就“访问其所适何人”，这才知道小姑娘已经“守前言不嫁而死”。

苏轼觉得惭愧了，后来在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日子过得孤独寂寞，想起往事，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词里所写的“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就是指当年的那个邻家女孩。苏轼因为自己负心，现在想来，只觉“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而且，对那个女孩“拣尽寒枝不肯栖”表示无尽的愧意，现在自己只觉得“寂寞沙洲冷”，思人睹物，心底是相当的冷。

王木木在打量眼前的苏轼，这位，在书画上，登峰造极了。如来我哈佛当一文艺类教授，我也会欢迎。但是，在眼下这年代，文才好了就去考状元，有了功名就能当官。殊不知一个政府官员，需德才兼备，且不论才有百家，只是那德，科考中就无法测量。这位苏轼，其*不少，王木木对他的影响不好。觉得此人不厚道。

苏轼惯会匠心独运地托关系走后门，在考试时还会作弊。

苏轼在科考初试时，苏轼有个题目搞不明白，就“对案长叹”，且用眼偷看弟弟苏辙，苏辙就对着哥哥“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苏轼立马明白了，“盖《管子》注也”。

苏轼在作文中还会弄虚作假，苏轼的科考在礼部考试初试中，命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此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例来是篇文人们津津乐道范文，也是苏轼政论性文章的代表。但该文在围绕论点展开地毯式论证时，生造史实。

文中有一皋陶杀人的典故。主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不知，问苏轼此事何典。苏骗欧说：此典出于《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

欧阳修回家翻书，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他日再问坡”，这次苏轼知道瞒不住了，就忽悠着说：当年曹操抢了袁熙的老婆赐给儿子曹丕，孔融想劝曹操不要这么胡搞，就说了一句话，“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没听过这事，问孔融典出何处，孔融回，“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然后苏轼招供道：我文章里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某亦意其如此”，只是想当然耳，“何须出处”？

欧阳修和梅尧臣两人听罢，都大为惊骇，这种信口胡扯的事情也敢拿出来作为论据，真是服了苏轼了。

虽然当时糊弄了过去，但其他考生知道后，心中大为不服，应试文章哪能造假，于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讪公者成市”，聚众大骂苏轼，“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并指责欧阳修没有原则，直至闹到仁宗皇帝那里。不过还好，欧阳修早在仁宗那里打过招呼，说要搞文风改革，可能会出点事情，仁宗也不懂，就没有加以追究。

所以，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对苏轼的政论性文章有一个评价：“东坡之文美矣”，但是内容不纯正，基本是“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

所以，梁启超认为，“以东坡文比荆*，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如果拿“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

梁启超此言非虚，欧阳修曾评荆*章说：“王介甫之文，更令开阔，勿造语”。并有一诗赠荆公：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再看欧阳修对苏轼文章的评论：“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

仅依欧阳修的个人看法，即可知苏轼行文的轻狂外露浮华冗杂与荆公之深刻简洁冷峻内敛，两种风格高低立明，不可同日而语。

苏轼的策论文章，行云流水，滔滔不绝，但看多了会头疼，美文立马会变成《大话西游》里的唐僧，罗嗦寡淡牵强附会，真能让人想起蚊蝇万千愁烟万里，那不是一般的烦心，是非常的烦心。

王木木觉得,苏轼此人有文才,但不忠厚,法制观念也淡薄。比如，在苏轼在运送老爸苏洵的棺木回家治丧途中，借英宗特批的官船“贩盐及苏木、磁器”，还借用进京迎接知眉州新任长官的兵夫，神宗听了很生气，亲自派人调查。

宋时盐法严厉，不许私人贩卖，太祖时一度曾规定，“入禁地贸易至十斤”者，“乃坐死”，是要砍脑袋的。但因为贩盐利润大，所以犯法之人很多，头砍不过来了，只好放宽盐法，但处理仍然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对公务员来说，更要面临撤职的危险，不是好玩的事情。

而苏轼被举报的，是用官船贩私盐，这个罪行更重，如果属实，可能会先把屁股打开花，然后一脚踢到偏远之地永不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