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他的意见，钱黎明和闽为忠定了几个点，经请示陈家豪，最后敲定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了江城汽车集团。

江城汽车集团是江城市除江城钢铁集团之外的第二大工业集团，整个集团的年总产值已经达到三百亿元人民币，是国内数得着的汽车企业，生产一种低端的家用轿车和系列乘用车，非常受市场欢迎。每年的产能达到六十多万辆，是江城市发展以汽车和零配件为主的汽车产业的龙头老大。中央领导人、省里的领导经常到这个企业视察，“江城汽车”已经成了江城市的一张名片。连中央电视台也经常播放由明星代言的广告。

这家企业七年前被江城市人民政府划拨转让给了国内一家知名的大型汽车集团。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兴起了一股出卖国有大企业的浪潮。

当时的中央领导在各种大会小会上讲，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迈开步子，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引进战略投资者，什么银行、企业，只要外资看上的，要大胆地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造提升我们的企业，不要那么小家子气，以为卖给老外了，就是他们的了，我们管不着了。没有那么便宜，企业他搬不走吗，还要安排当地的工人就业吗，税收还在当地吗，拉动了当地的消费吗！总之，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千方百计吸引外资，在所有权问题上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工厂还在，我们怕什么？国家只抓一百多个大企业就行了，中小企业全部改制，谁给钱卖给谁。国家从此以后也就不背这么沉重的包袱了，绝大部分工人推向市场，实行按市场配置资源，这样企业才有活力，工人才有工作劲头，改革就要砸掉“铁饭碗”，换成“泥饭碗”，“纸饭饭”，这样人人都有危机感，工作才有劲头，社会才有活力。整个社会今后再也不能养懒人了。大家都自立自强，人人想创业，整个社会就发展起来了吗！

在这样一股改革思潮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有几十万家中小企业先后破产倒闭。受到牵连直接失去工作的人有五千多万人。从哪个时候开始，社会上重新出现了一个词——“下岗工人”。

所谓的下岗，就是没有岗了，失去了工作，成千上万的人被推向了市场自己找饭吃。就在那短短的一年多，整个江城市有三千多家中小企业纷纷改制。

所谓的改制，也就是从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或者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私有或者外资企业。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摇身一变，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的经理，变成了私人企业的老板，许多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成了企业名正言顺的占有者，变成了私人老板。他们和帮助他们鲸吞国有资产大开绿灯的各级官员，成了本轮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相互勾结在一起，把共和国几十年的积累巧妙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不显山不露水地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了这个社会的所谓成功人士。

在他们积累亿万身家的背后，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惨烈的下岗失业潮。几千万工人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被政府无情地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许多人的命运就从此戛然而止。

就拿江城市这个市区人口刚刚接近一百万的城市来说，作为传统的工业大市，下岗工人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二十多万人，几乎家家都有下岗职工。

那个时候，路边摆小摊的、擦皮鞋的、蹬三轮的特别多。几乎所有的非主干街道，都是流动的摊贩和卖衣服的摊子，弄得大街上水泄不通，走路都不好走。江城市一时间乱哄哄的，成了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几乎所有到过江城市的人说，这哪里像是一个大城市，分明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吗！

那个时候韩红然已经当上江城市的市长了，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有记者问他，“市长先生，社会上对江城市有这样的议论，说江城市是全国最大的县城，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韩红然尴尬地笑了笑，解释说：“我们承认，江城市的城市建设相比较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是有些落后，但是我们这几年正在努力改善吗，我们是老工业基地，现在正赶上下岗潮、失业潮，这对我们市委、市政府压力很大，几十万人没有饭吃，直接牵涉的人口占市区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我们承认，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江城市遇到的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市委、市政府没有气馁，正在积极地想办法，希望大家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从此以后，韩红然又得了一个诨号——“韩县长”。那几年看电视，江城市的老百姓看到画面上出现了韩红然，就说：“你看你看，我们的韩县长又出来了！”

那些年，最受苦的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失去了工作、一无所有的老百姓。男的从正当渠道挣不到钱，就去骗，去偷，去抢，江城市一下子就进入了犯罪高发期，每个月几乎都发生几起凶杀案。抢劫的，盗窃的，更是无法计数。因为太多啦，老百姓根本没有报案，就是报案了，公安部门也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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