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1]冉·阿让（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1]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

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

“你有死亡证明吗？”

“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

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