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人的办公室是这么一间房子：四面空荡荡的开裂墙壁，一张地毯，一张桌子，两张折叠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灰色的老鼠从墙洞探出头来，窜过房间。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体一缩，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这才奔出洞开的门。

“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们想喝茶吗？我可以去弄一些。”

“不了，谢谢。我们还是谈谈。”

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双臂抱胸，“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别提可能还很危险。”

“谁危险？”

“你，我。当然还有索拉博，如果还不算太迟的话。”

“我需要知道。”

他点点头：“好的。但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儿？”

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一个打两个，有时是三个。我畏缩旁观，心里想帮忙，但总是望而却步，总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拉退。

我望着走廊，看见一群孩子，围成一圈跳舞。有个小女孩，左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她坐在破旧的垫子上观望，微笑着，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我看见法里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他残废的手就挂在身边。我想起瓦希德的儿子……我恍然省悟：如果没有找到索拉博，我绝不离开阿富汗。“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说。

察曼凝望着我，然后他点点头，捡起一枝铅笔，在手指间转动。“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答应你。”

他用铅笔敲桌子，“尽管你答应了，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不过，也许那样也好。反正我很该死。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个塔利班官员，”他低声说，“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带着钱，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转开，“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

“你居然同意？”法里德在我身后说。他冲向桌子，接近察曼。

“我能有什么选择呢？”察曼回嘴说，他推着桌子站起来。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法里德说，“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

“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

“你卖掉孩子！”法里德大怒。

“法里德，坐下！让他说！”但已经太迟了，因为突然间法里德跳上桌子。他纵身而下，将察曼的椅子踢飞，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挥舞着手，发出声声闷叫。他的脚踢掉一个抽屉，纸片散落在地面。

我跑到桌子那边，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劲拉。他挣脱我。“够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脸涨得通红，张口狂叫：“我要杀了他！你不能阻止我！我要杀了他！”他冷笑。

“放开他！”

“我要杀了他！”他的叫声让我明白，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就只好目睹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

“孩子们在看着，法里德。他们在看着。”我说。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缩紧，那当头，我以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头，看到了孩子们。他们默默站在门外，手拉手，有的还哭起来。我觉得法里德的肌肉松弛了，他放手站起来，低头看着察曼，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他走到门边，把门关上。

察曼挣扎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脸上的口水。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镜，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又把眼镜摘下。他双手掩脸。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

“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终于，察曼哽咽着说。手仍掩着脸。

“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

察曼放下手：“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我破产了，因为我毕生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恤孤院。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你以为我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没有，我留下。我留下来，全是为了他们。”他指着门，“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他会带走十个。所以我让他带走，让安拉来作决定。我忍气吞声，拿过他那些该死的、肮脏的臭钱，然后到市场去，给孩子买食物。”

法里德垂下眼睛。

“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我问。

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时他们会回来。”

“他是谁？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

“明天到伽兹体育馆去，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他就是那个戴着黑色太阳镜的人。”他捡起他的破眼镜，在手里翻转，“我要你们现在就离开，孩子吓坏了。”

他送我们出去。

车开走的时候，我从侧视镜看到察曼，他站在门口，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拉着他松开的衬衣下摆。我看见他戴上那副破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