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那儿很安全。我会没事的，索拉雅。”她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十五年的琴瑟和鸣让我们变得心有灵犀。“我想出去走走。”

“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我驱车前往金门公园，独自沿着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那是个美丽的星期天下午，太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旧金山清新的和风吹拂中漂行。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一个男人将橄榄球扔给他的儿子，告诉他不可横臂投球，要举过肩膀。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拖着蓝色的长尾巴。它们越过公园西端的树林，越过风车。

我想起挂电话之前拉辛汗所说的一句话。他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我闭上眼，看见他在嘈杂的长途电话线那端，看见他歪着头，嘴唇微微分合。再一次，他深邃莫测的黑色眼珠中，有些东西暗示着我们之间未经说出的秘密。但是此刻我知道他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怀疑是对的。他知道阿塞夫、风筝、钱，还有那个指针闪光的手表的事情。他一直都知道。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我回到家中，索拉雅在跟她妈妈打电话。“不会太久的，亲爱的妈妈。一个星期吧，也许两个……是的，你跟爸爸可以来陪我住……”

两年前，将军摔断了右边髋骨。那时他的偏头痛又刚刚发作过，他从房间里出来，眼睛模糊昏花，被地毯松脱的边缘绊倒。听到他的惨叫，雅米拉阿姨从厨房跑出来。“听起来就像是一根扫把断成两半。”她总是喜欢那么说，虽然大夫说她不太可能听到那样的声音。将军摔断髋骨之后出现了诸多并发症状，有肺炎、败血症，在疗养院度过不少时日，雅米拉阿姨结束长期以来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怜自艾，而开始对将军的病况喋喋不休。她遇到人就说，大夫告诉他们，他的肾功能衰退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人的肾，是吧？”她骄傲地说。至于将军住院的那些日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雅米拉阿姨如何在将军身边轻轻哼唱，直到他入眠，在喀布尔的时候，那些歌谣也曾从爸爸那个嘶嘶作响的破旧变频收音机里传出来。

将军的病痛——还有时间——缓和了他和索拉雅之间的僵局。他们会一起散步，周六出去下馆子，而且，将军偶尔还会去听她讲课。他身穿那发亮的灰色旧西装，膝盖上横摆着拐杖，微笑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有时甚至还做笔记。

那天夜里，索拉雅和我躺在床上，她的后背贴着我的胸膛，我的脸埋在她秀发里面。我记得过去，我们总是额头抵额头躺着，缠绵拥吻，低声呻吟，直到我们的眼睛不知不觉间闭上，细说着她那纤细弯曲的脚趾、第一次微笑、第一次交谈、第一次散步。如今我们偶尔也会这样，不过低语的是关于学校、我的新书，也为某人在宴会穿了不得体的衣服咯咯发笑。我们的性生活依然很好，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棒。但有的夜晚，做完爱之后，我的全部感觉只是如释重负：终于做完了，终于可以放任思绪飘散了，至少可以有那么一时半会儿，忘记我们适才所做的竟然是徒劳无功。虽然她从没提起，但我知道有时索拉雅也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些夜晚，我们会各自蜷缩在床的两边，让我们的恩人来解救我们。索拉雅的恩人是睡眠，我的永远是一本书。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刺穿黑暗、在墙壁上投射出来的银光。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绿色长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黑色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他举臂挥舞：为你，千千万万遍！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两个地勤人员把挡住机轮的东西搬开。飞机滑行，离开航站楼，很快，我们腾空而上，刺穿云层。我将头靠在窗子上，徒劳地等着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