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到塔赫里太太——现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尔时，一度以美妙的歌喉闻名。虽然她从不曾得到专业训练，但她有唱歌的天赋——我听说她会唱民歌、情歌，甚至还会唱“拉格”【raga，印度的一种传统音乐】，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实际上，他拥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经典情歌磁带，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索拉雅告诉我，她妈妈本来很想在我们的婚礼上高歌一曲，只唱一首，但将军冷冷地盯了她一眼，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买一次彩票，每晚看强尼·卡森[2]johnny carson（1925～2005），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2]的节目。白天她在花园里劳动，照料她的蔷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结婚之后，花草和强尼·卡森不再那么受宠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欢。跟将军防人之心甚强的外交手腕——我继续喊他“将军大人”，他甚至都没纠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饰她有多么喜欢我。首先，她细数身上病痛的时候，我总是专心聆听，而将军对此充耳不闻。索拉雅告诉我，自从她母亲中风之后，每次心悸都是心脏病，每一处关节疼痛都是风湿关节炎发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风。我记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给我看她脖子上的肿块。“明天我会逃课，带你去看医生。”我说。将军笑着说：“那么，你干脆退学不去上课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历就像鲁米的著作，厚厚好几册呢。”

但她发现，我不仅是听她诉说病痛的好听众。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的女儿提亲。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

并且，从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我们去参加婚礼。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儿子娶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礼举行的宴会厅，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其时我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她们背对着我们。

“多么可爱的新娘啊，”她们中一个说，“看看她，那么美丽，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还纯洁呢，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诉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声大哭。我把福特驶向路边，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路灯下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撩拨着她的秀发，“谁在乎呢？”

“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不起头来。”

我伸出拇指，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就在她的胎记上方。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带回家时，我妈妈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来了。她在说话，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她口齿不清，说话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令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给我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我剪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门。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四年过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三千英里，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

“让他们去死。”我说。

她破涕为笑，说：“提亲那夜，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原以为你会改变主意。”

“没有什么能改变，索拉雅。”

她微笑起来，握住我的手。“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好吗？”

“好的。”

我亲亲她的脸颊，驶离路边。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也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