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捧起他的手，紧紧握住。泪水从我眼里涌出来，我庆幸阴影笼罩了我们的面庞。“谢谢你，爸爸。”

我们下车，坐进福特车。那是一辆“大都灵”。“海军蓝。”爸爸说。我绕着街区开，试试刹车、收音机、转向灯。我把它停在我们那栋楼的停车场，熄了引擎。“谢谢你，亲爱的爸爸。”我说。我意犹未尽，想告诉他，他慈祥的行为让我多么感动，我多么感激他过去和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会让他不好意思，“谢谢。”我只是重复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头枕上，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我们什么也没说，静静坐在黑暗中，听着引擎冷却的“嘀嘀”声，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听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我把车窗摇下，等待那双铁手松开。毕业典礼隔日，我告诉爸爸，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嚼着豆蔻子，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

“我想我会主修英文。”我说，内心忐忑，等着他的回答。

“英文？”

“创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红茶，“故事，你是说，你要写故事？”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写故事能赚钱吗？”

“如果你写得好，”我说，“而且又被人发掘的话。”

“被人发掘？机会有多大？”

“有机会的。”我说。

他点点头。“那你在写得好和被人发掘之前准备干什么呢？你怎么赚钱？要是结婚了，你怎么撑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我会……找份工作。”

“哦！”他说，“哇！哇！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将会花好几年，拿个学位，然后你会找一份像我这样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轻易找到的工作，就为渺茫的机会，等待你拿的学位也许某天会帮助你……被人发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红茶，咕哝地说着什么医学院、法学院，还有“真正的工作”。

我脸上发烧，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我很负疚，我的放纵是他的溃疡、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换来的。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决定了。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咒骂自己。

爸爸叹气，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里。

有时，我会开着我的福特，摇下车窗，一连开几个钟头，从东湾到南湾，前往半岛区【东湾（east bay）、南湾（south bay）和半岛区（penisula）均为旧金山城区】，然后开回来。我会驶过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纵横交错、棋盘似的街道，这里的人们没有和国王握过手，住在破旧的平房里面，窗户破损；这里的旧车跟我的一样，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我们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铅灰色的铁丝栅栏围起来，乱糟糟的草坪上到处扔着玩具、汽车内胎、标签剥落的啤酒瓶子。我驶过散发着树皮味道的林阴公园，驶过巨大的购物广场，它们大得足可以同时举办五场马上比武竞赛。我开着这辆都灵，越过罗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过一片住宅区，那儿的房子有景观窗，银色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喷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停车道上没有福特都灵。这里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尔的房子看起来像仆人住的。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阳升起，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我在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日，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我差点哭起来。它那么大，那么蓝，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时候，夜幕初降，我会把车停好，爬上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我的脸压着护栏，极目远望，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宝马，绅宝，保时捷，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在那儿，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破旧的欧宝，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

我们来到美国几乎快两年了，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高速公路之外，还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还有城市，山脉之外还有峰峦，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国佬的jūn_duì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对我来说，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

美国就不同了。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满21岁——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他穿衣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圣荷塞、米尔皮塔斯、桑尼维尔，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我们搜罗旧缝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交谈。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劝；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你就悲伤地摇摇头。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美国男友私奔去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有时我会看管摊位，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机械师和裁缝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毛衫，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

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摊位，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保险杠上，紧邻里根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

“阿米尔，”爸爸说，示意我过去：“这是将军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来住在喀布尔，得过军功勋章，在国防部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