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少不了争斗，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不外如是。

不像现代各国政党之间掐架还要立一面旗帜，拉拢部分百姓支持自己。中国古代各朝党争的目的单一得多，就是为了让自己上位，一切敢于阻扰自己前进步伐都该批斗。这样一来，那些即使想为国家和百姓做点实事的人，也被迫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来。你不进来就上不了位，上不了位就干不了事，就算上了位还得时刻提防着别人来捣乱，这就是个抽不了身的漩涡。

哪怕世人都知道你干的事是对的，别人把你挤下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各种诋毁你的功绩，废除你的主张。所以我国历代以来都在这种变法与再变回来之间反复无常，百姓无所适从，所有的资源和时间都消磨于内耗。

宋朝不但不能免俗，反而还把这种作风发扬光大了。尤其是在宋仁宗之后的几任皇帝在位期间，基本上都是改革派与保守派在拿民族的气运在下棋。

然而一个国家又缺不了党争，当然这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声音存在，也许在短时间内能够呈现飞速发展的奇迹。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常态，失去了一股监督的力量，绝对的权利就会导致绝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赵祯一直都在苦思冥想自己应该把大宋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纵观中国历史和后世各国的情况，他没有发现一个可以完全借鉴的实例。

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百姓不明事理，士大夫集团一手把持着从上到下的话语权，想要搞什么民主选举那一套估计没啥戏。就算搞出个多党执政，可能也没老百姓啥事。一句话来说，广大老百姓太愚昧，是圆是扁全凭士大夫们揉捏，然而他们才应该是国家主体，而不是那些少数派的士大夫们，作为后世人，赵祯对此深信不疑。

离丁谓被贬不久，东京又出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赵祯一口气废除了诸多平庸无能之辈，紧接着像变戏法似得提拔大量官员，光是内阁大臣都换了大半，而且都是些相对年轻的官员。这一套组合拳把那些个坐看风生水起的家伙，打得找不着北。许多自以为是的老家伙以为会被赵祯看中，结果鸟都没鸟他们，这让他们异常愤怒，不过也就自个愤怒愤怒罢了，让他们去找赵祯的茬还没这个胆量。

赵祯之所以做这么大动作，一是觉得自己这一生时间有限，不能再给他们磨洋工了。二是组建国安寺后，密碟们根据他的指示挖出了众多尸位素餐、贪污*的官员，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有不少。现实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为此不得不祭出雷霆之势进行打击。

一时之间，躲在各个角落抑郁不得志的人才，在赵祯记忆引导下，通过密碟们的手一个个地牵了出来，继续为大宋挥洒他们的热血。

这是一个奇葩的年代，一个一言可决万事的时代，对于赵祯而言这却是再好不过的了。这一年，赵祯只是拍了拍脑袋，动了动嘴，大宋朝廷的格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天圣四年，前朝重臣相继去世，赵祯大权在握，开始主持改革朝廷机构。

宋朝宂官现象严重，各级机构重叠臃肿，办事效率低下。赵祯下旨将御史**立出来，成立监察院，所属监查司和廉政司，分管审计调查弹劾之权。将大理寺更名为大宋皇家最高通判院，全权负责所有案件审查。将“三衙”并入兵部，“三司”并入户部，并与刑部、礼部、工部、吏部一起组成新的国务院六部。

机构改革后，将形成枢密院、国务院、监察院、通判院为核心，国务院六部为主体的执政机构。各院长官官职为院长，均拜参知政事，组成内阁管理国家事务，对皇帝负责。皇帝任命国务院六部尚书之一为国务院院长并担任宰相一职，作为行政机构最高首脑。与此同时，皇帝还可能增加若干无实职的参知政事参与组建内阁。内阁九层官员反对皇帝旨意时，可以封还圣旨。

作为皇帝自然是拥有最高裁决权的，地位崇高不容侵犯。而内阁处理日常事务的决议必须取得内阁超过半数大臣同意方可执行。此次调整后，枢密院负责jūn_duì调度和作战，下属为参谋司、后勤司、情报司、军法司。兵部没有调兵之权，仅仅负责jūn_duì训练，以及派出将军带兵。

所有财政事务归于户部管辖，原“三司”长官任户部尚书，但所有收支须由监察院审查。工部礼部原本职责不变，礼部增加教育事务管理。刑部专司社会治安维、查案及逮捕，其中逮捕需要相应级别的监察院官员出具书面文书方可执行。吏部专司官员档案管理、政绩考核（监察院参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