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感谢你能来这里演讲，我知道你很忙，但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朋友，作为物理系教授，我实在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

走出礼堂，只见阿绍姆教授一脸的内疚。

章程接过演讲时郭俊儒帮助提了半天的包，若无其事地笑道：“教授，能来这里演讲是我的荣幸，应该我感谢您才是，不是您我哪有这个机会？”

洪堡大学历史悠久，出很多大科学家，但那都是以前的事。

尤其柏林墙竖起来后，有成就的教授和追求学术自由的学生不知道流失了多少，现在的柏林洪堡大学整体水平甚至不如香港大学，亟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高其在德国大学中的地位。

美国国会和政府搞出来的“乌龙事件”，让章程一夜之间成为了名人。

他是柏林洪堡奖得主，之前又在东德科学院当过近两年访问学者，与阿绍姆教授的关系又那么密切，正励精图治的校方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硬是请阿绍姆教授把他从美国请来，为了即将开始的招生造势。

请他来演讲只是第一步，想到校长的另一个恳求，阿绍姆教授欲言又止地说道：“章，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代表校方请佩雷尔曼博士来洪堡交流。”

这个请求章程真没法答应，可又不想让他失望，只能苦笑道：“教授，我知道您身不由己，但这件事我真作不了主。因为对佩雷尔曼博士，我和实验室都有过承诺，除了带几个研究生之外，不会给他强加更多的教学任务。更不会要求他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除非他自己愿意。”

数学家是所有搞研究的人中最古怪的，阿绍姆教授能理解他的难处，想了想之后，不无失落地说道：“那我就让校方给他一封邀请函。至于来不来，来多久，我们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教授，恕我直言，来的可能性有，但想让他在柏林呆多久。您就别想了。一是他不懂德语，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和研究环境。二是他与实验室有协议，除了短暂的学术交流之外，十年内他不得为实验室以外的大学或数研机构服务。”

“十年？”

“嗯，我们给予他最高的待遇和最好的环境，他也接受了。怎么可能单方面撕毁合约呢？”

搞研究同样是一碗“青春饭”，3o至4o岁是出成果的黄金年龄段，别看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领奖时年龄偏大，但成果大多是年轻时取得的。

协议一签就是1o年，阿绍姆教授彻底服了，禁不住笑骂道：“章，克林斯曼博士说得对。你就是一个剥削别人剩余价值的小资本家，不但剥削工人，甚至连数学家都不放过。”

章程一阵恶寒，连连摇头道：“教授，我有那么坏吗？且不说签1o年协议完全是想给他营造一个不受打扰的研究环境，就算出了成果对我个人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这都是为了数学，为了造福全人类，在美国时我最烦的就是那些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记者，他们总是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解决‘灵魂猜想’到底有什么用。”

阿绍姆教授乐了，一边陪着他往停车场走去。一边笑问道：“那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我没法回答，又不能真保持沉默，只好告诉他们数学尤其拓扑学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把皮球踢给邀请我去演讲的大学，让数学家们去解释。”

郭俊儒也忍不住问道：“美国数学家是怎么回答的？”

“有的干脆不予置评。有的表一通长篇大论，把他们说得云里雾里，别说他们听不懂，连我都被搞得晕头转向。”

术业有专攻，除了那些天才，极少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好几个领域。阿绍姆教授顿时大笑起来，笑完之后摇头道：“章，你说基础研究上的成果对你没有实质性的好处，这个观点我不认同。你想想，如果没有实验室这几年在基础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会向你们低头吗？”

一语中的！

在“抓间谍”这个游戏上，美国对待前苏联和对待中国完全采取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

抓苏联间谍时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直到证据确凿才会收网，几乎没一个冤枉的。

对待“华人间谍”就不同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把影响造起来再说。各大媒体介入报道，搞得沸沸扬扬，给公众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至于有没有证据，调查了再说，十个有九个是冤枉的，还一个要么是因为想赚点小钱，偷偷摸摸搞一些根本无关于国家安全的技术性文件或资料；要么是以偷税、漏税等风马牛不相及的罪名定罪。

乌龙事件是很可笑，但不足以让山姆大叔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