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位警卫队长却是个胆小鬼，武老的话没讲完，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好象连听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

武老连忙端正脸色，激以民族大义，鼓励他为国除奸，“请看在国家民族荣辱的份上，多想想，就不会害怕，也不应该害怕了。”

在一腔正义面前，警卫队长天良略有发现，为难地说道：“我虽然是队长，但是我不是贴身的保镖。王克敏有两个亲信，不离他身边，这两个人他才是最信任的。而且我家有老小在北平，如果由我下手将祸及全家。但是我绝不会出卖你们，并且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重要的情报。”

陈恭澍很失望，但还是耐着性子示意警卫队长继续讲下去。

警卫队长继续说道：“每星期二下午两点，王克敏都要按时到煤渣胡同的一个高级娱乐部里面，和日本华北方面军的联络部长，大特务头子喜多诚一少将，见面、谈话、交换情报。每次去煤渣胡同，王克敏都是前后两辆汽车，王的座车上面，除了司机，另有两名警卫，都带手枪，然后是警备车随后，车上有武装警卫三四人不等。在将要到达目的地时，王的座车就减速慢行，后面的警备车加速超前，先下来布岗警戒，迎候王克敏下车进门。”

陈恭澍听出了门道儿，心中一阵惊喜，眼睛瞪得溜圆，使劲望着警卫队长。

“当车行到胡同口时，王的座车必然要减速，而警备车已进入胡同，转身困难，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可以下手。而且，在此处下手，最大的好处是撤退方便，出了胡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街了。”警卫队长长长地说了这一大段，心中仿佛轻松了许多，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陈恭澍沉吟了半晌，笑着勉励了警卫队长几句，回到住处，和手下又进行了一番商议。布置内线不得要领，南京那边戴笠已经失去了耐心。最近这些天，戴先生不断地有电报来，他在电文中从来很少使用带有催促的字眼，可是一看，就能体会出他的意向所在了。戴笠的再三催促，把一向冷静，工作四平八稳的陈恭澍也给催急，既然智取不成，那不如来一次硬拼。根据情报，这应该是刺杀王克敏一个最好的机会。

随后，陈恭澍和王文又亲自到煤渣胡同附近，实地进行了调查、勘探。他们发现，在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斜对面，就是东城日本宪兵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宪兵队不可能坐视不理，这才是制裁行动最大的变数所在。日本宪兵队门外经常有持步枪的宪兵二人布岗，里面当然还有更多的人驻守，在二十号附近有任何动静，都在他们的视界之内，如有枪声也必然会惊动他们。届时他们是采取观望呢，还是过来干预？则不能肯定。

由于没有快速的交通工具，没有办法采用尾随的方式，追踪王克敏的座车，同时因为东城日本宪兵队的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这里经过，宁愿绕着走，万不得已非得路过的话，也不会有人在这里停留，所以煤渣胡同里行人非常稀少。如果采用在平汉铁路俱乐部门前蹲守的方式，等待王克敏前来，那会显得很扎眼。说不定还没等到王克敏，却等到了日本宪兵的盘查。

所以，陈恭澍他们经过事先的几次演练，把时间拿捏得非常准确后，又将行动组六个人分成两组，第一小组由天津站特工兰子春等两人组成，执行刺杀任务；第二组由王文的弟弟王文璧率领另外两人组成，在胡同口那儿担任掩护，只要第一组得手了，立刻骑上预备好的两辆自行车逃跑，第二组就负责把胡同口封锁，掩护第一组撤退，然后自己也跟着撤退。

行动的日子终于在焦虑的等待中来到了，这天中午十一点半，在东四牌楼根底下的一家烧饼铺里，行动组人员分三桌团团坐齐，每人一碗馄饨，外加夹肉火烧，谁也别讲话，吃完便各自付账扬长而去。

下午一时左右，陈恭澍又坐在煤渣胡同对面大街人行道的一个吃食摊上，王文则站在不远处的裱糊店门口，负责具体行动。一阵狂风夹着细小的雪尘吹来，陈恭澍将头往衣领下埋了埋，顺势看了下手表，还差三分钟两点，他抬起头，尽目观察着。不一会儿，华北第一号大汉奸的坐车出现在远处，正由南向北行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