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完结的这个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声隆隆和黑烟滚滚，跨国的地区主义或世界主义并不鲜见，一次次进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这大概也是很多中国人对“东亚”一类概念深怀戒心和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申正浩先生认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亲日派（朝鲜）”和“汉奸（中国）”中确有不少卖身求荣之徒，对他们仅仅施以道德谴责却只能是过于简化历史。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曾幻想着藉日本的实力来实现“亚洲复兴”或者“东亚复兴”，以抵抗白人殖民统治和西洋文明侵压。这与道德没什么关系。

这一点在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当法国、英国殖民政府在日军的攻击下溃败之际，当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对共产国际联英、联法以抗击法西斯的战略部署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欢呼民族的“解放”，出门夹道欢迎黄皮肤的日军。汪精卫在越南发表亲日理论，正是以这一情况为背景。只有当大和种族优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之后，很多人的“亚洲梦”或者“东亚梦”才得以破灭。一次极右翼的跨国地区主义实践，最终成为这些亚洲人终身的人格耻辱，成为亚洲各国遍地焦土的灾难。

左翼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过一次次跨国共同体的尝试。“工人无祖国”是社会主义的经典信条。当列宁的国际主义热情在斯大林手里被冷冻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之后，中国人立即感到了寒意。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放眼天下，提出了“亚非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最为典型的实践，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一个跨国革命组织。他们在广州召开会议并与中国总理共谋地区的合作与互助，在异族同志那里得到无私援助，感受到温暖的兄弟氛围。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南援，包括中国红卫兵和知青在内的志愿革命者们，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缅甸去从事国际解放事业，甚至在那陌生的远方喋血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