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一张咖啡桌，对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我叫玛丽安，请不要拘束。你喜欢咖啡还是茶？”她态度和蔼可亲。

当然了。黛西不厚道地想，如果我每小时收入几百美金，我也会对每个生物充满无限耐心。

毕竟黛西才过了几天不需要在临期特价区买食物的日子，她忍不住在心里换算：在这里一分钟等价于她的几顿饭。但她不好抱怨什么，出钱的人又不是她。

黛西毫不怀疑，就算她拒绝了利亚姆的安排，他也不会勉强她。他大概是世界上最傻的sugar daddy了。他几乎不要求她做任何事，甚至比她遇见过的大部分人还要尊重她。这像是一个拥有大公司的商人会做出的事吗？就算他是个好人，且无所谓这点钱，可怎么就轮得上她呢？这超出了黛西的认知范围。

黛西换了一个坐姿。得到了玛丽安的首肯后，她弯下腰抽开了鞋带，把运动鞋脱在厚软的地毯上，然后抱着膝缩到了沙发一角。

玛丽安的办公室位于摩天大楼的32层，从这里俯瞰见的曼哈顿上西区，美得令黛西一时失了话语。她来到纽约几年，如此景致是第一次见。窗户外不是别家的窗，也不是阴冷潮湿的后巷，而是只属于纽约富人的天空，大城市中普通人的生存和挣扎，在这个角度看也变得那么渺小。

“和我谈谈你自己吧。别太紧张，这不是什么面试。”玛丽安的话把黛西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嗯……我该从哪说起？”

“或许从源头开始？”

“源头？”

“你和父母关系如何？”

“噢，对，永远都是家里的那点破事，不是吗？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

“确实，没有人逃得开家庭的影响。相信我，每个最后来到这里的人，关于这个问题都很有得讲。”

“包括你也是吗，医生？”

“当然。”玛丽安眨了眨眼。

“好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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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见，医生，我不是白人。准确说，我母亲是中国人。我的姓氏不是来自我生父，而是我的继父托马斯·刘易斯先生。我不知道我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但我妈妈一定很恨他。因为……她也不喜欢我。

我们一家住在很小很小的镇上，在森林公园的山脚下。那里就几百户人，谁都认识谁，前几年才通的互联网。哎，我很久没回去了，不过估计跟我离开时候比没有任何变化。

我妈妈不是镇上的人。她十七岁的时候挺着大肚子离家出走，在公路边生下的我。自我有记忆起我们就居无定所，妈妈为了养活我们两个，什么工都做过。她总把我带在身边，因为没有余钱来请人照看我。

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除了那一天，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了便利店，买了很多我一直吵着要吃的糖，把我唯一的一件衣服外套口袋塞得满满的。她让我在门口等着，她去打个电话。这通电话从日上叁竿打到夕阳西斜，我把糖都快吃完了，彩色糖纸扔得满地都是，被风刮得绕着我腿打转。过了很久很久，她终于回来了。我记得她满脸泪痕，蹲在我面前，一个劲地说对不起。还好我留了最后一颗糖给她。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原来那天她本想狠心不回来了的。别在意，医生，我真没觉得这件事有给我多大的影响。我能理解她，一个亚洲女人拖着一个混血女儿，在美国南方荒郊野外生存有多艰难。

就是我再也不吃那个牌子的糖了。

我们还是一直在一起，向着南方而去。我问，南边到底有什么呀？

我妈说，应该是墨西哥吧。

我问她说，我们要去墨西哥生活吗？只听着这个名字，我就喜欢上了那个陌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