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著《和文汉读法》不知道是在那一年，大约总是庚子前后吧，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

近代的人关于日本语言文字有所说明的最早或者要算是黄公度吧。《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其卷上注中有一则云：

“市廛细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汉言者十之一而已。日本全国音惟北海道有歧异，其余从同，然士大夫文言语长而助词多，与平民甚殊，若以市井商贾之言施于搢绅，则塞耳退矣，故求通其语甚难。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其文亦难。”八年后即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又撰成《日本国志》四十卷，其三十三卷为学术志之二，文学一篇洋洋四千言，于中日文字问题多所论列，大抵预期中国文体变革最为有识，其说明日文以汉字假名相杂成文之理亦有可取，文云：

“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译人之变易其辞，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这两节都是五十年前的话了，假如说得有点错误本是难怪，但是我读了甚为佩服，因为他很能说明和文的特点，即文中假名部分之重要，以及其了解之困难是也。本来日本语与中国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只因日本采用中国文化，也就借了汉字过去，至今沿用，或训读或音读，作为实字，至于拼音及表示虚字则早已改用假名，汉字与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异。正如黄君所说，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贾通行之文大抵两者相杂各半，亦有“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普通文中所谓虚字，即天尔乎波等助词与表示能所等助动词，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动词形容词的语尾也无不以假名写之，这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重要部分，汉字的本领便只在表明各个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而已。其实也还只有当作名词用的汉字可以说是自己完全的，若动词形容词必须将语根语尾合了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这里汉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好像裸体的小孩连上下身是个整个，这只是一件小汗衫而已，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用本国的汉字，多少又还留下认方块字的影响，以为每一个字就是整个，便容易误会日本好讲废话，语尾原是不必要的废物，可以干脆割掉丢开了事。在我们的立场去想，原来也是莫怪，不过若想用了这种方法去了解日本文字，那未免很有点困难了。黄君用了好些比喻，如译人，绍介，瞽者之相等，委曲地说明假名在和文中重要的职务，这是我觉得最可佩服的地方，而《和文汉读法》却也就在这里不免有缺点，容易使人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