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这人大约很见重于明治的儒者文人之间，在那时候刊行的日本人的诗文集里，几乎没有不载何氏的题字或序以及评语的。”

《煮药漫抄》我很有运气得到了两本，虽然板本原是一个，不过一是白纸一是黄纸印的罢了。此书刻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去今不远，或者传布不多，故颇少见。书凡两卷，著者叶炜号松石，嘉兴人。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受日本文部省之聘，至东京外国语学校为汉文教师，时为明治七年，还在中国派遣公使之前。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夏重游日本，滞大阪十阅月，辛巳莫春再客西京，忽患咯血，病中录诗话，名之曰“煮药漫抄”者纪实也。小野湖山序之云：

“余向闻其婴病，心窃悯之。顷者福原公亮寄示《煮药闲抄》一册云：是松石病中所录，以病不愈去，临去以属余者，海涛万里，其生死未可知，子其序之。余见书名怆然，读小引益悲，因思公亮之言则复不胜潸然也。”据此可知荷风所云病死于大阪的话不确，卷末松石识语时在乙酉（一八八五），前有朱百遂庚寅（一八九〇）序，松石正在江宁，“隐于下僚”也。松石以诗人东游，比黄公度还早三年，乃《漫抄》中了不说及日本风物，只有一二人名而已。湖山翁叙其再来时事云，“流寓平安浪华间，身外所赍，破砚残毫耳。”今阅诗话，不免惜其稍辜负此笔砚，未能如黄君之多拾取一点诗料回来也。

何如璋是中国派赴日本的第一任使臣，黄公度就是跟了他做随员去的。《日本杂事诗》后有石川英的跋，其一节云：

“今上明治天皇十年（光绪三年）大清议报聘，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而翰林院侍讲何公实膺大使任。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荷风所云见重于儒者文人之间大约也是事实。但是前后不过七八年，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中法之役，何如璋在福建与其事，冈千仞在沪上日记（《观光纪游》卷四）中纪之曰：

“八月廿八日曾根俊虎来，曰明日乘天城舰观福州战迹，因托木村信卿所嘱书柬寄何子峨。信卿坐为子峨制日本地图下狱，冤白日子峨已西归，故嘱余致意子峨。何意此战子峨管造船局，当战发狼狈奔窜，为物论之所外。人间祸福，何常之有，为之慨然。”又曰：

“九月十八日闻曾根氏归自福州，往见问战事。曰，法将孤拔将六舰进战，次将利士卑将五舰在后策应，事出匆卒，万炮雷发，中兵不遑一发炮，死伤千百，二将奏全捷，徐徐率诸舰出海口。战后二旬，海面死尸无一检收者，洋人见之曰，殆无国政也。问何子峨，曰，造船局兵火荡然，见子峨于一舍，颜无人色。其弃局而遁，有官金三十万，为溃兵所攫去，其漫无纪律概类是。”文人本来只能做诗文，一出手去弄政事军务，鲜不一败涂地者。岳飞有言，天下太平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我觉得现在的病却是在于武人谈文，文人讲武。武人高唱读经固无异于用《孝经》退贼，文人喜纸上谈兵，而脑袋瓜儿里只有南渡一策，岂不更为何子峨所笑乎。（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