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圈地,已经有点类似行内黑话了,但是马总一下就明白了过来，让陈远鸣不由微微一笑，看来他猜得也不算错。

对于九十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有一件让人无法忽视的重大事件,就是1998年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系列针对国企的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兼并整合政策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展开。用更为直白的话来说,就是从1998年起破产、下岗、集团化开始成为国企的主旋律。

在这次巨变中，不少原有大型国企实现了重组，以各个部委牵头,集合生产企业、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之力，形成新的集团公司。同样，也有不少企业在这次集团化浪潮中落马，成为中央“三年脱困政策”的帮扶对象，但是短期的帮扶不过是解决不良资产和负债问题，并无法改变企业困难的根本，等到大多数集团化公司完成了重组之后，这些厂矿就成为了超大型集团任意拣选的盘中餐，大量良性资产和先进技术力量被进一步吞食消化，而那些国企制度养懒养废的工人们则成了包袱残渣，一抛了之。

所谓的“圈地”，自然就是指政策下达前各个部委的合并策略。要保哪家、吞哪家、弃哪家是这次改革的关键之一，而国家制订实施一项政策，往往需要提前2-3年去研究可行性和完善细节，届时才能大刀阔斧的进行重组，因此在1995年的现在，消息灵通一点的政府官员应该已经对这个大动作有所耳闻。

而对面的马总，就是这个“耳闻”范畴内的人士。心中有了谱儿，陈远鸣不紧不慢的摊开了自己手中的底牌。

“既然要整改，怎么操作永远是关键。贵集团收购矿山厂也有些时日了，应该能体会到这种‘一五’大厂具备的底蕴。而目前市里的化工厂、铜加工厂和玻璃厂，都算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尖端大厂，只要略加调整，相信很快能跟钼矿产业融为一体。等到整个产业链完成之时，还愁拿不到利润大头吗？但是远扬并非是国有企业，在投资入股上牵制很大，远比不上贵集团的能量，如果我们能组成一个战略合作同盟，相信在稀有金属这块崭新的领域上还是大有可为的。”

马总沉吟了片刻，还是摇了摇头，“陈董可能有所不知，虽然我们是搞信贷的，但是钱袋子也不是无穷无尽。这些年集团在香港的扩张很是迅猛，今年3月还跟伊朗合作投资了中东、非洲的铁路系统，短期内根本无暇东顾。整改事宜集团高层也有耳闻，但是真正落实怕是要到3、4年以后了，与其现在冒然闯入乱局，不如静观其变，坐收其成。”

这话说的入情入理，也可能真的是投资集团的打算，但是陈远鸣却清楚的知道，他们没能实现这个计划。1998年正巧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峰顶，8月时香港遭受对冲基金狙击，虽然硬抗过了危机，但是经济大幅衰退，导致不少港企从辉煌坠入没落。而投资集团在香港投入资本太多，错过了国有企业整改的最好时期，又没能收回在香港投入的成本，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低谷徘徊。

但是这样的“预测”，却是没法明说的。

陈远鸣笑了笑，“谁说现在就一定要投入呢？矿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投产的，整改亦然。但是一些企业却跟摆在眼前的肥肉一样，让人不得不动心。就像那个铜加工厂，你我都知道今明两年铜价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果铜价真正跌入低谷，对于下游加工产业的影响不言而喻，这种国有大厂抗风险能力如何大家都心里有数，岂不是最好的投资时机？否则干等下一个低价时段，或者跟随国家的脚步来走，等到别人整改完毕后，具备优势的可就不是咱们这些金融机构了。”

马总轻轻嗯了一声，这点他心里当然跟明镜似得，既然是“圈地”，最终的决定权只会落在各家部委手中，被一个金融机构消化，肯定没冶金部直属分派来得痛快。在这上面，不论是投资集团还是远扬，都不具备十足的优势，但是相反，如果由远扬出钱，由他们出人，并且抢在整改之前占领地盘，那么具备的主动性就相当充足了。

要知道，投资集团的根子终究是在国际市场，如果能有一批跟矿山机械厂类似的厂矿，生产高精尖设备，开拓第三世界市场，能够获得的利润也不是个小数，更别提有远扬这样一位脑袋清醒的金主共同发力……

等等！想到这里，马总突然哑然失笑，自己似乎已经是跟着这位青年的思路来走了啊。投资的确有利可图，但是想要收获却是几年后的事情了，而加入远扬的战车，他们首先面对的依旧是钼矿的开采问题，有了投资集团这个强援，不论是省里还是市里都将对远扬开出绿灯，那么钼矿的开采也就能够顺利实现了。

“哈哈！”自嘲一笑，马总叹了口气，“之前孙主任总是对陈董赞不绝口，今日才知百闻不如一见啊！一步未迈就看到了十步之外，陈董的信心也够足了。”

陈远鸣谦逊的笑了笑，回答却毫不客套，“实不相瞒，现在一切虽然都在草拟中，但是框架还是能够搭起的。我在北京开设的点金石公司也在着重培养涉及稀有金属研究的公司和团队，等到时机成熟，一批新兴产业将在市里落户，这样的话，围绕钼矿就有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开采冶炼，到矿物深加工，再到投入实际应用，届时这个城市将不再是什么钼业之都，而成为世界罕有的钼业帝国，只要钼产品有升值的可能，这个城市的潜力就是无限的。而钼矿会升值吗？相信熟悉国际市场的贵集团，能够很轻易的得出答案。”

用指尖搓揉着自己的拇指，马总虽然默不作声，心底却着实有些意动。这一步就目前来说，实在是太早了，毫无快速盈利的可能，但是如果能够稳扎稳打，却不失为一份长远的基业。

更重要的是，远扬集团和这位陈董的决心是无需置疑的，他也会为了这个大框架洒下很多金钱，那么前期投资集团甚至不用花费太多成本，只是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援助，就能拿到不少公司的实际股本，等到这只母鸡开始孵出金蛋时，这些微薄的投入就会变成真金白银，带来绝大的回报。就像之前说的，投资集团毕竟是玩金融的，他们的所有投资都是为了高回报这一个目标，超过50%的利润就能让所有投资者意动，那么超过100%，甚至更高呢？由不得人不心动啊！

过了老半天，马总终于开了金口，“框架是好，立意也高，但是还要看上面的决策。毕竟是‘一五’大厂，万一早早就被其他人圈走了呢？这些计划不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圈走？”陈远鸣唇边露出一丝苦笑，“我看是不会了。”

事实如此，作为和沈阳齐名的“共和国长子”，他的家乡没有赶上这次巨变，全市共有38家企业进入了扶贫序列。几年后，铜加工厂被中国铝业并购，黎明化工加入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轴承厂更是被一家煤业集团吞并……虽然这些企业在高精尖技术上依旧能够做到全国领先，但是基础工业上却全面失地。这个支撑了国家建设整整三十余年的老工业基地丧失了往日的光彩，大量工人被迫下岗，巨大的失业压力又进一步困住了城市的手脚，让它在蹒跚中一步步走向薄暮。

这种剧变，只有切身经历过，才可能感同身受。而他的父亲、母亲恰恰是这次变迁的直接写照，如果不是他早早逃离了家乡，北上打工，那么几年之后，他们一家会不会也像那些邻居或是工厂同事们一样，面对衣食不全，困守愁城的局面呢？

“这里太接近内陆了。”最终，陈远鸣说出的不是那些他曾经知道的，而是那些他这辈子才开始慢慢学习的，“周遭也缺乏煤炭和钢铁资源，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现在，光是运输损耗就要浪费很大一笔，更别提这些厂矿的规模，动辄上万人是谁都肯接下来的摊子吗？光是精简、遣散这些工人，需要耗费的资金就不是个小数目，别提都是1958年前后建厂，大部分设备也继续更新换代。柿子都是捡软的捏，这种硬骨头，肯收的恐怕不多了吧。”

马总眉峰一挑，“看来陈董也心里有数嘛，还铁了心要往里撒钱？”

“毕竟是故乡。”

这句话，就是最终的答案了。其实在心底深处，他依旧是个工人子弟，有着那股子略显傲慢的骄傲。在共和国长达30年的建国初期岁月里，正是他们的父辈撑起了国家的脊梁。从最简单的家用设备都无法生产，工业体系一穷二白的毛地，变成了小到针线螺丝，大到运载火箭都能自主制造的工业大国，其中又耗费了多少工人的血汗和勤劳呢？

而到了改革开放后，这群曾经的脊梁老了、弯了、垮了，被飞速进步的社会一点点淘汰，落入了社会底层，成为了新工业体系的垫脚石。辉煌不再，骄傲无存，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为继，他们又何尝没有痛苦和不甘？

很多人说，这是时代变革必经的阵痛，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浴火重生。但是作为当事人，陈远鸣却发自内心的觉得，这种痛，来得太过惨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