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元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延安，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根据地，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其他同志保护了上海不被摧毁一样。

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上海到延安并不算太远，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38年在上海城郊，李广元的司机在本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罗土宝。一个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李广元知道，他曾拒绝做本特高科的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自己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李广元伤愈后，驱车到城郊罗土宝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土宝的妻子正躺在上说胡话。他的儿子罗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李广元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喘肺炎。李广元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牛，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李广元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李广元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李广元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主人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李广元的面部表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李广元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馒头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老爷总是定时先喝一杯茶、，然后在馒头片上蘸点酱油再吃，最后再喝一碗玉米粥。

女管家在李广元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李广元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上睡着李广元和孩子。小孩横躺在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李广元的脊背，李广元却勉强地紧靠着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上海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上”

“是吗？”李广元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的习惯”

“那么说，您认为我是上海人了？”李广元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老爷，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李广元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罗土宝的老婆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李广元查问到死去的司机亲属的住址。但是他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她媳妇的亲属在本飞机空袭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李广元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罗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监狱，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李广元把小孩送到浙江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李广元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李广元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老爷，您的行为是合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李广元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李广元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李事群”，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丁末村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吴四宝。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76号报总部部长”。这是他的上司詹国强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清晰明确的逻辑。

李广元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袁恩，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

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汪未经就是这样，他对重庆方面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jūn_rén们慎重提出的意见：“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袁恩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