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反映出所谓爱国运动分子的社会结构、从汇拢的情报来看：这些小市民的社会身分并不固定，他们租借廉价房，从一家迁至另一家，消磨时间，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动的任务。

他们在贫富悬殊的全城游弋。在抗战爆发前，上海已被认为是“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

但是，即使该城的精英们在许多方面都脱离了人民大众，这场恐怖战争的社会冲击力仍如霰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一样。

事实上，他们是双重牺牲者因为他们经常由于自己的身分而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他们还是重庆和日本一伪政权恐怖力量之间反复搏杀的被动见证人，许多人被枪杀和炸死。

一直以来，日本对中国爱国者们做出的过激反应，却导致原本态度暧昧的美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以至要废除美日商业关系。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反过来又将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

像徐恩佐这样的刺杀分子有可能预见到这一朦胧的因果关系吗？它将把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并且帮助中国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这不太可能，尽管国民政府的安全总头目戴利将军本人肯定期望这一可能性。青年爱国者们放下麻将牌，离开位于市中心的旅馆，在马路上袭击一个又一个的高级通敌分子，无意之中促使美国陷入了一场以他们深深卷入中国内战而告终的战争，尽管远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方将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只是在这场争斗中，上海的恐怖分子是第一个掷下骰子的。

上海之战持续了三个月，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事后的最初几天内，中国人面对着来自江中所泊海军舰艇上的毁灭性炮火，体现岀了非凡的战斗热情，将日本人驱赶到黄浦江边。

由于公共租界的中立，日本人在其远征军于9月1日在北面的吴淞与浏河之间开辟第二战场之前，不可能从侧翼包围中国jūn_duì。即使到了那时候，常凯申也仍继续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投人到这次决战中。

至10月，中国配置了71个师以及几乎所有的炮兵，共计50万人。日军则有6个师和6个独立旅，总共只有20万人。但是其飞机则取得了制空权，炮火也占有优势。

闸北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但是，中国人仍然以沉着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气概坚守着阵地，凡是亲眼目睹其牺牲的人都如此评价。

11月5日，第三战场开辟。当时，柳川平助率领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向内陆推进到中国jūn_duì右翼的后方，于11月9日击溃了沪宁铁路沿线的国军。那里的大部分桥梁早先已被日本的空军摧毁。

松井石根将军的装甲纵队不再受阻于闸北的碎石，而是趁中国jūn_duì撤退之机展开屠戮。约30万中国jūn_rén死于上海之战，另有几十万人死于12月12日南京陷落之时。

上海乃是二次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其工业所受的损失达到56亿元。大片居民区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九百家工厂、工场和作坊的设备被毁坏。另有一千个设施被日军摧毁或占领。若将华人区所受的损失都计算在内，则该城市丧失了70的工业潜力，上海及其相邻工业区的60万人失去了工作。

战争损失估计达到10亿、20亿，乃至30多亿元确切数字不得而知。另外还损失了8亿多美元的国外投资。此前集中于上海，并在1937年初显示良好前景的中国的经济复苏，就这样被战争扼杀了，全国倒退了数十年。

难民大量涌入只有10平方英里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致使数周之内，人口从150万猛增到400万，每户的平均入数达到31个。175个难民营中的大部分入回到农村故乡，但仍有数万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成千上万人睡在办公楼的走廊、商品贮藏室、庙宇、同乡会、娱乐场所以及仓库等等地方。

随着冬天的到来，疾病、饥饿、寒冷等诸般苦难也随之降临，岁末，街头或废墟上收到一万多具尸体。

但是，难以置信的是，被日本占领军包围，直至四年后偷袭珍珠港以后才结束的“孤岛”上海，却开始享受表面上的反常经济繁荣。公共租界内的棉纺厂以英、美公司的名义重新运行，利润达到两倍、三倍，七家新厂建立起来。

面粉厂每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十。美国控制的上海电力公司的规模扩展了百分之十，设备添置费达200万美元。公共租界内出现了400个小型企业，而大部分都来自日占区，制造业、化工产品、药用油、玻璃器皿、灯泡、手电、电扇、糖果，以及香烟等等由于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只能依赖进口，故海运业和保险业也得以发展。

移民需求之增长所带来的刺激是造成这种繁荣的主要原因。另一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则来自于经日占区交通线而与内地“自由中国”的贸易。

1940年年初，这类贸易额估计高达12亿美元，日本军官们则依靠受贿而发了横财，他们极易接受中国商人的贿赂。

出口贸易也得以改善，主要是因为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包揽了大量的海运业务：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菜油、40的猪肠、25的鸡蛋产品，以及上海市场上所有可用的皮革制品，以在饮食、衣服和鞋子等方面支持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