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当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的日本经理公津正藏正走在劳勃生路上时，一名中国枪手试图行剌他。但这个特工在开了一枪后卡壳了，这位经理才得以逃生。

2月16日，前南京“道德协会”常务理事段滌尘在敏体尼荫路上五福楼菜馆内喝早茶时，被一名枪手击伤。

2月25日，数名中国特工打死了一个未经任命的日本官员，还打伤了一个日本官员。数小时后，第三个日本官员遭到枪击。旋即，一名中国枪手又重伤了在一家与伪警察有关的工厂工作的华人。

2月26日，一名日本士兵被杀，另一人被伤。并有一个日本水手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枪手的袭击。当天晚上，当伪警察王勇离开普家渡的家时，一个中国特工朝他的腹部开了数枪。

3月12日，一位通敌银行家与日本妻子所生的23岁的儿子吴孝安，在离开愚园路上的伊文泰夜总会时被绑架。3月14日，刺杀分子在歹土袭击了两个汪伪官员，杀死一个，打伤一个。

3月16日，苏浙皖统税署的首脑盛绶臣，被六名武装的中国特工开枪击倒在愚园路家门前弄堂内的小车内。3月17日，汪未经的卫队队长潘之东在爱文义路上被击中颈部

。3月30日，一名中国青年向上海税务局官员沈植入的胸膛开了两枪。

4月9日，中国枪手们在苏州河北的杨树浦杀死了一名日本宪兵，打伤了另一人。

4月12日，两个中国刺杀分子在杨树浦杀死了两个日本宪兵队的下士。4月15日，税务局雇员陈虎辉在等公共汽车时，被一个中国特工击伤。

当天，一名中国枪手在新闸桥畔开枪击中了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兵的腹部。17日，前南市警察、今效力于汪伪政权的郭子元，在愚园路和爱多亚路的转角处被枪击致死。

这些民族主义暗杀的目标，几乎全是日本jūn_rén和水手，经常是值日岗哨及通敌的华人，一般都在为警方、税务机构，或者由占领军扶植的日华企业效力。如许多的袭击都获得了成功，很少再有军统杀手被捕获，基本都在事后逃入公共租界。

然而，国民党的“潜伏工作”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他们以前在特工活动交战中为南京政权效力的对手，将战事集中在了三个极有竞争性的舞台：报纸、法院和银行。

1937年11月，日军一击败上海的中国守军，便接管了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的新闻检査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

为了避免对于日本审查机构这种有失身分面子的屈从，许多中国报纸都雇用了英、美公民为发行者，作为外国刊物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

例如，《申报》便成了美国的注册企业，表面上由美国律师奥尔曼发行，他也是工部局的成员。于是，“洋旗报”及其增刊便成了“孤岛”时期知识分子进行反抗的最重要的论坛。

由于日本及其傀儡政府无法通过新闻检査而操纵这些“洋旗报”，只得诉之于恐怖活动。

从1938年2月初开始，外国注册报纸的职工和编辑们便受到了威胁，如eveng的袁伦仁，以及《大美晚报》的总编张似旭，都收到了恐吓信，有时候收到的则是内装死人断手的盒子。

日本及其傀儡政府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警告他们：要么停止反日活动，要么面对可怕的结局。

那些拒绝停刊的报社便可能遭到炸弹或枪火的袭击，犹如张似旭的遭遇那样。1939年7月16日，他正坐在南京路一家德国餐馆喝咖啡和吃三明治时，受雇于汪伪政权以及日本的枪手们突然冲上来，向拒绝和‘东亚新秩序”合作的华人、或对这一合作显得犹豫的华人射击。

被认为批评日本战略的外国刊物发现手榴弹从窗外被扔进来。美国人晚报的总编辑高尔德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将以各种方式报复的恐吓信。

上海最大的日报和抗日最有力的支持者《申报》，尤其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其“发行人‘奥尔曼是受到南京伪政府“驱逐”威胁的七位外国报人之一，总编朱岳在1939年6月遭到一个恐怖分子的枪击而受伤。

两个携带武器的蒙面日本人还在《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的寓所殴打了他。1940年2月被汪伪政权载入黑名单的83位教育家、艺术家、作家、编辑和记者中，有10人是《申报》的雇员。

黑名单上的每个名字下都标明了“死”。因此，许多人都藏匿起来，或者前赴重庆。黑名单上的一位记者后来报道说，他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都故意在其目的地的前一站或后一站下车。

他还要指示家属，如果自己死于歹徒之手后该如何处理;一旦他在报馆工作，在钢门里面编排报纸，使用铁栅防护的印刷机时，他便始终处于高度不安的状态中，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回到家里。

在受到袭击的所有刊物中，《申报》乃是主要目标。报馆被炸了三次。第一次暴行发生在1940年1月，当时有3人扔进了4颗手榴弾，炸死1人炸伤19人。其中包括一个中国巡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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