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们材料里屡次出现，给他们下达任务这个叫赵广义的家伙，完完全全就是把徐恩佐这些爱国青年当成人肉炸弹去使用。只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他的“上司”，陈功书也是如此，恐怕在这位上海情报站站长的眼里，他和徐恩佐没啥不同。

他拿着材料继续看了下去，这份材料之所以做的这么细致。一方面是政工干部的方法对路，另一重要方面，其实徐恩佐他们应该是完全以为自己到了军统的地盘。

之前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蒲素拿一连串动作就是打着国军游击队的旗号。后来把他们带回去之后就一直被闷在地牢，三个人分了三个方向单独关押，完全没有机会串供。

现在被当成了叛徒被抓过来，为了澄清自己的身份，不免从头到尾交代的非常彻底。而且每个时期做了什么，详细的日期以及参与的人员都有名有姓，很多参与的人员，因为没有必要，所以这里也都忽略不提了。

虽然三个家伙以保命为目的，才如此彻底的交代。但是，从他们的行动里也可以发现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比如国民政府戴利那边的行事风格和原则，招募人员的渠道和手段，整个组织策划行动的流程和方案，想达到什么目的等等。甚至，从他们制定的暗杀目标中也可以透露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屋子里于大宝已经和政工干部去牢房看这三个家伙去了。蒲素让给他们增加点待遇，他们之前端了鸡蛋面条和一些新鲜蔬果送了过去，补点维生素，得了败血症就不好了。

材料中显示，徐恩佐考虑到至少需要两个投弹手和一个新的信使，便辞退了警卫，开始接受未经预先考察的人，而这对于地下工作而言，却是有勇无谋的做法。

第一个人周守刚，徐恩佐在1938年2月在南翔和龙华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和特务队期间就认识了，此人是来自崇明的印刷工，之前刺杀被追捕后，因为害怕，没有和他们联络，选择了直接回乡。

后因为家境贫困只得再度返回上海，完全依靠亲戚提供食宿。6月下旬的某一天，周守刚碰见王之谷，便向他倾诉经济方面的困顿状况，说自己“实在穷困”。王之谷稍加沉思后说道，他可以找到工作，只要他能够认真地参加暗杀汉奸的行动。周守刚表示愿意这样干。

当王之谷将徐恩佐带到宁兴路13号他的寓所，再次询问周守刚是否愿意参与暗杀汉奸的行动时，他又重复了这一誓言。

7月3日，徐恩佐命他将寓所迁到环龙路62号，其职责是充任徐恩佐的信使，与该团伙的其他成员联系。因此，周守刚成了唯一知道徐恩佐行踪的人，并由他向其他成员传递与徐恩佐会面的信息——通常在晚上七八点钟会面于环龙路附近的一个公园内。

该团伙的第二个成员朱仲虎，也是特务队的前成员，在因生病而失业之前，他曾是阿拉白斯脱路上长康难民收容所的一名职员。周守刚立即被委任为信使后，正是他，于发生炸弹事件的7月7日傍晚，将蒲柏路寓所内所藏的四颗手榴弹，轻而易举地带给了另一个执行队员赵良。

然而，这次效劳付出了代价：周守刚嗣后为警方辨认出了五名行动队成员。

第三个新成员只有17岁，名叫陈开光，上一年他小学毕业，其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王之谷有一段时期内和他同住在华格臬路上的一条弄堂里，得以与他接近。王之谷邀他参加中国背年救亡协会，陈开光岀于爱国热情而同意了，表达了其“帮助消灭汉奸的意愿”。王之谷随后告诉他，“为了证明对于此事的忠诚”，陈开光将在“1938年7月7日执行一个任务，陈开光同意效劳。

7月6日下午7点钟，陈开光与王之谷、赵良聚会于环龙路公园的一个角落里。这个小组开始讨论翌日的投掷炸弹行动。而这种一个小组的成员与另一个小组的成员会面的做法，已经破坏了基本的安全规则。

那天早晨一个名叫王奇明的12岁的男孩，曾将亚美钟表店里六颗手榴弹带给住在蒲柏路47号的王之谷其中的两颗由周守刚带给第四小组的李奇卫。其余的四颗，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由周守刚带给第三小组的赵良。

下午晚些时候，王之谷从男孩信使那里取走了另外两颗手榴弹他在公园里与陈、赵会面时仍揣着手榴弹。他把一颗给了新招募来的陈开光。陈开光被带到一条公园长椅前，被介绍给徐恩佐。

徐恩佐显然决定无视基本行规，一见面就将陈开光接纳为新成员。徐恩佐问陈开光是否会“正确投掷手榴弹？当这位17岁的青年给予否定的答复后，孙亚星便向他示范，如何拧开螺旋帽，如何将小拇指套在绳圈中，以及如何在投出去时拖出小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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