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徐恩佐告诉他们道，他们已经被重组进了特务团，并将接受军事训练。1937年9月2日，他们转移到了龙华，重组为苏浙特务团第二团第七营第三连。团长是朱雪峰，他是上海总工会主席和杜老板的门徒。在一个月的艰苦军事训练之后，他们装备了手榴弹、手枪、步枪、并且学会了使用的方法。这个阶段里又有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被淘汰。

9月下旬，该特务连转赴南市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被指派在老西门军法司令部周围的地区巡逻。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锄奸“，就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他们逮捕了“有汉奸行为”的人，就在司令部内的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一旦发现有罪，就草率地将其处决。

1937年10月底，这一特务连被派往南市外滩的警察署，以协助警察预备队地域日本人来自黄浦江方向的攻击。此地是国军在11月11日，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所守卫的最后一道防线。

外国记者当时从法租界中立的角度，见证了日本人渡过黄浦江之后的这场巷战：

“我们看见日本人自始至终躲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的推进，坦克车开了数英尺便停下、撤退，空中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开火声。在我们对面，近到扔一个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中国jūn_duì的一挺机枪从一个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喷射出火光，该碉堡修筑在从徐家汇流出的一条小河的左岸，河湾旁用木柱支撑的小屋沿线都布满了中国的狙击兵……

爆破员出现了，造成了一连串的燃烧性破坏……我看着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对面的残壁之后，准备渡河袭击。有几辆坦克开上来，向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开火……一门战壕迫击炮直接击中了它，我看到戴着头盔的中国人蹲了下来，并且向后退去。

如今，炮火照亮了整个南市……中国人撤退了。”

徐恩佐的连队与警察预备队并肩作战，直到黄昏。当时，华人警察恐惧起来，遂逃进了法租界。特务连紧跟其后，躲如敏体尼荫路南端的一扇小铁门内。

法国警察守候在那里，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强迫他们扔下武器，并将他们送往位于法语学院校园内的一个俘虏收容所。徐恩佐十分主动地想了一个办法，与其他连队的另外五个伙伴在途中溜掉了。

后一个星期，徐恩佐从一个旅馆换到另一个旅馆，最后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内找到了一个房间。他依旧断然决定继续其“锄奸活动”，因此在之后的一个月内，他开始积聚起一个小军械库：若干炸药、手枪、一支左轮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这些军械有的得自第三连的前战友。有的则购自曾在第八营服役的特务队成员。他把枪支、手榴弹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铺内——位于宁兴路上的亚美钟表店的阁楼上。

12月3日清晨，徐恩佐及其小组得知日本松井将军计划在南京路上举行凯旋游行、徐恩佐便于其他三人、包括孙景浩，取了一些手榴弹，挤在上海主干道的人群中。

当日本jūn_duì行进时，警察将围观者逐出街道，因此徐恩佐和两个同志只能待在距离游行队伍足足有30米的一条弄堂口。然而，孙景浩却离的较近，他挤出人群，及时赶到大街上，扔出手榴弹，炸伤了几个日本兵和巡捕。孙景浩被当场射杀。

其他三人十分恐惧，立即逃逸。数天之后，12月16日，当他听得传言，声称日本人将逮捕曾经参加过特务队的所有人员时，便决定搭乘轮船离开上海，赶往宁波，再从宁波换乘火车至杭州。

在审讯材料里，徐恩佐声称，他在杭州与省政府主席会面之后，被派往绍兴县任警官，直至1938年2月底。当时，他回到上海，“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务团第三连的所有成员都带到汉口，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

于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个收容所里，徐恩佐告诉姜海东和一帮前特务团“便衣侦探”道，他们应在汉口参加救亡，他将通过当地的同乡会安排遣送事宜。

于是徐恩佐带着一些人先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月中离开广东，乘火车抵达汉口。三份口供相对应的是，另一名在押人员姜海东交代道，徐恩佐告诉他，自己将作为他这位前任医护兵安排离沪的交通工具，于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并且在两天后按同一路线前往汉口。

在此之前，徐恩佐已经在汉口。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见一份报纸的报道声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首领——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于是他立刻匆忙地带着几个人离开了上海。当抵达汉口时，发现中国青年救国会的一些前同事已经设立了一个办公处，每月获得政府的数十万元补贴。

部分来自秘密工作基金的这笔款项，主要用以资助救国会的上千名成员。其中有些人是自己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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